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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燕京大學從“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到崛起的啟示

　　大學的宗旨是給予良好的教育，包括對人的各方面的教育。它(燕京大學)必須是一所真正經(jīng)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

　　燕京大學逐漸取得成功以后，司徒雷登曾說過一句非常謙虛的話，大意是，他在學校里的啟發(fā)作用特別小，只是給學校創(chuàng)造了一種環(huán)境，讓教師們得以安心地按照他們的思想去發(fā)展學術(shù)，以及他們對于學生的教育。這其實是非常了得的。

　　民國整個的教育格局是“一體兩翼”。一翼是二三十年代興起的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建設(shè)教育，主要針對沒有上過學而又已經(jīng)步入社會的平民;另一翼則是正規(guī)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大學是成體系的。正規(guī)教育體系內(nèi)，大學則存在一個三足鼎立的彈性差序格局——教會大學、私立大學和國立大學。

　　在這個格局之內(nèi)，民國的整個大學教育基本上是良性發(fā)展的。

　　其中，國立大學因為有國家力量支持，無論是財力、師資，還是課程設(shè)置等方面，都比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好一些;相對來說，后二者在起步時狀況非常差。在人們的印象中，因為有教會作為支撐，教會大學經(jīng)費充足。其實不是，教會的支撐很有限，而且教會給的每分錢都會有要求要怎么用。

　　以燕京大學為例，司徒雷登收到燕京大學校長的正式聘書后，他身邊的幾個朋友都認為那幾乎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勸他不要去;只有他的老朋友亨利·盧斯(Henry W. Luce，即《時代》周刊創(chuàng)辦人盧斯(Henry R. Luce)的父親)說可以去，但是，他也提醒司徒雷登，要注意仔細審查經(jīng)費方面的問題。

　　1919年初，司徒雷登被聘請為首任燕京大學校長，他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要重新考慮校園選址的問題;二是他不負責財政方面的事務(wù)。但是，他才一上任就發(fā)現(xiàn)，自己不可能不為學校的財政問題頭疼。當時，燕京大學只有五間教室，符合大學教書條件的老師只有兩個中國的博士，學生不足百人，而且經(jīng)費很不充足，招聘夠資格的教師、購置教學設(shè)備和圖書、建設(shè)新校舍等各方面都面臨很大困難。

　　籌款、選擇新校址

　　在司徒雷登的構(gòu)想中，燕京大學將來要成為可以跟世界其他一流大學比肩的學校。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資金保障，這一設(shè)想根本沒法實施。為此，他不得不認真對待募捐問題。

　　他采取的第一個措施是請亨利·盧斯擔任副校長，主要負責在美國為學?；I集資金。盧斯曾參與齊魯大學的創(chuàng)辦，主要負責為校園和校舍籌集資金。他上任燕京大學副校長后，很快就回到美國募捐。當時一起在美國募捐的洪業(yè)(史學家，后曾出任燕京大學教務(wù)長)后來回憶，盧斯常常一早就醒了，花費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慢慢整理捐款人檔案，并計劃什么時候要去見什么人。

　　司徒雷登自己也參與籌款。一方面，他在十五年內(nèi)十次赴美募集資金。另一方面，他也開始在中國結(jié)交政商界的知名人士，請他們?yōu)閷W校捐款。1924年，燕京大學制訂了一個發(fā)展中國資助人的計劃。1924年到1936年間，這一計劃先后在天津、沈陽、哈爾濱、大連、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展開，在每個城市都建立了一個對燕京大學懷有良好愿望的人組成的核心，其中就有杜月笙、孔祥熙、蔣介石等。

　　經(jīng)過努力，燕京大學的募捐有一些成果。據(jù)資料記載，盧斯、洪業(yè)、司徒雷登在美國共募集資金2000萬美元，為燕京大學后來的發(fā)展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

　　在充足的辦學經(jīng)費之外，司徒雷登認為，要把燕京大學建成能趕上美國哈佛、英國劍橋的大學，還需要為它重新選擇一個適宜發(fā)展的校址。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記載，他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zhuǎn)遍了北京四郊，但久久找不到一塊合適的地產(chǎn)。

　　直到有一天，他應(yīng)約去清華，有朋友推薦了清華園對面的一個園地。那個園地本來是清朝一位王爺?shù)?，后來轉(zhuǎn)到了一個叫陳樹藩的陜西督軍的手上，而陳樹藩買下來時為了給他的父親養(yǎng)老。

　　司徒雷登下定決心要買到這個園地來建新校園。于是，他發(fā)揮自己“中國通”的能力，先是找到了陳樹藩父親的朋友，了解到老人喜好秦腔。然后托同樣是秦腔迷而又與老人交往頻繁的朋友做“中間人”，并在有了成交的希望后，前往陜西會談。司徒雷登漂亮的京腔和周到的禮儀，在會談過程中給在場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終，陳樹藩及其父親以六萬大洋的價格把園子賣給燕京大學，并把三分之一的款項捐作獎學金。

　　經(jīng)過六年建設(shè)，建成了后來的燕園，也就是今天的北大校園。司徒雷登從一開始就決定按中國的園林景致和樓宇風格來建筑校舍，并且結(jié)合現(xiàn)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shè)施。燕園建成后，一度被評價為“中國最漂亮的大學校園”，甚至“全世界最美麗的校園”。

　　1926年的燕京大學校園。 © Yenching University

　　今天的北大校園也很美麗，但是，一些老人們講，在燕京大學時期，那里比現(xiàn)在還要美。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侯仁之先生(畢業(yè)于燕京大學歷史系，后為北京大學教授)在北大校園里散步，侯老邊走邊向我介紹校園各處過去是什么樣的，當時侯老還表示：“哼，哪里像現(xiàn)在(這樣)?”但是，說完似乎覺得不妥，也就沒有繼續(xù)說下去。

　　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

　　充足的資金和適宜發(fā)展的美麗校園為燕京大學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chǔ)，但是，司徒雷登對辦學宗旨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更為關(guān)鍵的原因。

　　燕京大學的前身是三所教會學校，華北協(xié)和大學、匯文大學以及華北協(xié)和女子大學，它們的根本目標都是為基督教服務(wù)，而非為教育。在這三所大學計劃合并為燕京大學時，辦學的整體方向也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執(zhí)掌燕京大學的校長才有所突破。

　　司徒雷登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有強烈的宗教情結(jié)，但是，他并不像父輩傳教士們一樣，希望燕京大學僅僅成為基督教宣教運動的一部分。在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他曾寫到：“它(燕京大學)必須是一所真正經(jīng)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同時也受當時國內(nèi)正在發(fā)生的非基督教運動的影響，司徒雷登不硬要求學生去教堂做禮拜，或強求他們參加宗教藝術(shù)。同時，跟教學人員明確提出，不應(yīng)在學業(yè)上優(yōu)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學生，也不能給那些拒絕信教的學生制造障礙。

　　到燕京大學工作的幾個月后，司徒雷登與另外兩位同事，郭查理(C.H.Corbett)、博晨光一起為燕京大學制定了校訓——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務(wù)。在后來的三十幾年歷史中，這個校訓演化為燕京精神，成為燕京人的一種氣質(zhì)。

　　1949年以前，每一個學校都跟另外一個學校不一樣，北京大學的學生跟清華大學的學生不一樣，燕京大學的學生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不一樣。那時候，可以從一個人的言談舉止里就分辨出他出自哪所學校。北大人是那種拂袖而去的精神，清華人是務(wù)實的精神，燕京人身上則有一種強烈的服務(wù)社會的精神。司徒雷登想培養(yǎng)的正是心懷世界的人。

　　1925年，當時的教育部公布私立學校立案條例之后，燕京大學甚至把宗教課也改為了選修。1929年，燕京大學被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批準立案，定名為“私立燕京大學”。

　　事實上，燕京大學向政府立案，當時在教會內(nèi)部是存在爭議的。有些人認為為了立案，燕京大學付出了太多的代價，尤其是宣教方面的代價，除了前述的放棄強制參加基督教活動、把宗教課程改為選修，最重要的則是宗教學院被要求分離。面對質(zhì)疑，司徒雷登的回答是：

　　“大學的宗旨是給予良好的教育，它包括對人的各方面的教育。經(jīng)驗似乎表明，由于實行這種政策，燕京——因此也包括與燕京相關(guān)的整個基督教事業(yè)——得到了中國各階層的尊敬和友誼。與其明確宣稱我們即是一個宣傳機構(gòu)又是一所真正的大學，從而使自己處于一種尷尬地位相比較，這種做法(立案并獲得批準)傳播福音的價值要大得多。”

　　燕京大學的學術(shù)崛起

　　最早，燕京大學有家政專業(yè)、制革專業(yè)、護士專業(yè)，等等，主要是一些職業(yè)技術(shù)型的課程。從學術(shù)上來講，這些專業(yè)沒有太多學術(shù)含量，主要是為了學生畢業(yè)以后的出路。

　　1940年代，一名主修社會學及兒童福利的學生和一對母子。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創(chuàng)立于1922年，1925年改稱社會學及社會服務(wù)學系。這一學系開設(shè)“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會行政”“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課程，培養(yǎng)了我國第一代社會工作者，開啟了中國的專業(yè)社會工作教育。 © voc.com.cn

　　但是，隨著中國的局勢在1920年代的急劇變化，司徒雷登認識到文史專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性，希望燕京大學能培養(yǎng)出可以管理國家、發(fā)展工業(yè)、改革社會和推進教育的人才。由此，燕京大學開始走向綜合學術(shù)體系的建設(shè)，尤其是人文科學，例如社會學系、新聞系，等等。

　　燕京大學是什么時候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地位的?我認為1928年是一個關(guān)鍵點。

　　這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等院校的學術(shù)水平進行調(diào)查，燕京大學被列為全亞洲最好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并認定燕京大學的畢業(yè)生可以直接進入美國的研究生院攻讀學位。此外，這年還發(fā)生了一個最為標志性和影響深遠的事件——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

　　哈佛大學是公認的美國第一流大學，學術(shù)名聲極為響亮，有良好的教學、研究條件，是西方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1928年1月，在美國霍爾基金會的資助下，哈佛燕京學社正式成立，目的是“通過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以及中國其他研究機構(gòu)的合作”，資助出版有關(guān)中國學方面的研究成果。

　　對于兩所大學的這一聯(lián)合，司徒雷登說過一句很有水平、很有藝術(shù)的話，大意是，“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將他們那所大學的美好名字同中國一所小小的教會學校連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他每個字看著都很謙虛，但是其實是非常高明地要把燕京大學突出。

　　哈佛燕京學社本部設(shè)立在哈佛大學。不久，燕京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國學研究所也在1928年2月宣告成立。1928年起，兩所大學也開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訪問學者。

　　當年那些被燕京大學派往哈佛的學者，后來都成為了各領(lǐng)域內(nèi)的“學術(shù)重鎮(zhèn)”。比如，世界古代及中世紀史、先秦史專家齊思和;人類學和民族學專家林耀華;魏晉南北朝史及日本史專家周一良……

　　而被哈佛大學派往燕京大學的學生之后的成就也非常大，其中就有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和李約瑟(Joseph Needham)。費正清于1932年至1933年間接受哈佛燕京學社邀請來華研究深造，后來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建立了東亞研究中心，也就是后來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這些由哈佛燕京學社造就的人才，使得它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中心，兩所大學大學的這一聯(lián)合，也讓本來名不見經(jīng)傳的燕京大學一躍躋身于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創(chuàng)建的edX線上課程平臺有一門名為《ChinaX》的公開課，邀請了十余位哈佛教授講述中國的歷史、地理、哲學、文學、政治、藝術(shù)……其中之一的漢學家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即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所長。 © ChinaX

　　那個時候，燕京大學的學科設(shè)置的重點轉(zhuǎn)到了人文科學，也是成績斐然。

　　尤其是歷史學科，我特別佩服洪業(yè)先生。他在建設(shè)燕京大學歷史系的時候，特別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他培養(yǎng)出了許多后來的學術(shù)大家，尤其是在斷代史方面，例如研究春秋戰(zhàn)國史的齊思和、研究漢代史的瞿同祖、研究魏晉六朝史的周一良等等;此外，還有后來在佛教史、宗教史、制度史、服飾史等領(lǐng)域做出巨大學術(shù)貢獻的一批學者。我認為，歷史對于洪業(yè)先生的評價遠遠不夠，他不只是一個歷史學家，更重要的還是一個歷史教育學家，甚至可以說是中國一百多年來最偉大的歷史教育家。

　　燕京大學的啟示

　　燕京大學的成才率為什么那么高?我認為，主要有三點啟示。

　　第一，得財。司徒雷登從一開始就特別注意教學經(jīng)費。如果沒有經(jīng)費支持，這個學校就會慢慢枯萎下去，尤其是在高質(zhì)量的教師隊伍方面。

　　在民國八年、九年的時候，教育系統(tǒng)財政非常匱乏，北大就發(fā)生過欠薪事件，教授好幾個月拿不到工資。而恰好是那個時候，燕京大學在亨利·盧斯和司徒雷登等人的努力下，有比較充足的經(jīng)費，而且給教授的月薪也比較高。這就吸引了一大批在學術(shù)界的大師來到燕京大學，包括洪業(yè)、馮友蘭、吳文藻、雷潔瓊、陳垣、周作人、顧頡剛、錢穆、朱自清等等。此外，燕京大學還吸引了一批自己培養(yǎng)的學者，包括冰心、許地山、齊思和等。這些名教授的加入使得燕京大學本來比較薄弱的文史專業(yè)得到了大大的提升，為它后來取得的較高的學術(shù)成就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得才。司徒雷登特別注意延攬優(yōu)秀人才，可以說是不遺余力。除了前面講到的那些教授，我覺得要著重提出的是他對傅涇波的招攬。和司徒雷登認識的時候，傅涇波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后來轉(zhuǎn)到了燕京大學。在燕京大學，傅涇波一邊讀書，一邊幫助司徒雷登工作。1920年，為了幫助司徒雷登打開在中國文化教育界的局面，他專門為司徒雷登在崇文門內(nèi)盔甲廠的住宅內(nèi)安排了一個12人參加的宴會，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蔣夢麟、周貽春等當時教育界的大佬。在司徒雷登與中國當時政商界人士的溝通中，傅涇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司徒雷登對教師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大。燕京大學逐漸取得成功以后，司徒雷登曾說過一句非常謙虛的話，大意是，他在學校里的啟發(fā)作用特別小，只是給學校創(chuàng)造了一種環(huán)境，讓教師們得以安心地按照他們的思想去發(fā)展學術(shù)，以及他們對于學生的教育。這其實是非常了得的。

　　第三，借勢。司徒雷登特別善于把不利的條件轉(zhuǎn)化為有利。

　　1922年，針對教會大學，中國發(fā)生了非基督教運動和回收教育權(quán)運動，對于教會大學就像是“滅頂之災(zāi)”。但是，司徒雷登恰恰是通過對這兩個運動的回應(yīng)，在中國獲得了較高的認可。他的回應(yīng)的核心，就包括前面講到的一系列去宗教形式、改革辦學宗旨等舉措。

　　燕京大學是中國所有教會大學中最早向政府進行教育備案的學校，這和司徒雷登從一開始就想把燕京大學辦成一個中國的大學有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