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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那些主動放棄教師編制的年輕人 去往另一“性價比更高的下家”

　　在得到編制、進入體制教書后的頭三年，一些年輕教師選擇離職。嚴峻的就業(yè)形勢下，放棄編制似乎不夠理性。他們的答案里，一個頻繁出現(xiàn)的詞語是“意義”。

　　▌常欣：拒絕表演“素質(zhì)教育”

　　正在講課時，教室里常常突然響起廣播，通知日常檢查或指示學生到德育處開會。大喇叭傳出的聲音粗暴地打斷了課堂。

　　每到這時，教五年級的小學教師常欣會覺得自己沒被尊重。工作一年半，她對這份工作的理解變化了，“以前覺得當老師挺有尊嚴，教師是專門的技術(shù)人員?，F(xiàn)在看來，教師更像一個提供服務的人。”

　　2019年10月，常欣順利通過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一的研究生校招，成為深圳的一名公立教師。財政上的充裕和公立編制的吸引力，讓這里不缺少高學歷教師。2021年常欣提出離職后，校領導沒怎么挽留，這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此后常欣回到家鄉(xiāng)河北，入職石家莊一所私立高中。但由于不認可學校的教學管理方式，一個月后也提出離職。

　　兩次“跑路”，讓她想明白不少問題。她說，離職并非是因為職場環(huán)境不妙，也不是因為學校待遇不好，更沒有發(fā)生狗血的事件。只是因為一個念頭反復閃現(xiàn)：這不是自己想要的教育。

　　在深圳，為了迎接領導檢查，常欣曾被通知和其他老師周末排練“獻禮”的舞臺劇。不同節(jié)日要搞活動向領導展示教育成果，小部分學生在操場跑道上表演，領導坐在主席臺上。作為觀眾，大部分學生坐在草坪上，只有第一排的學生能夠看到表演內(nèi)容。

　　國慶節(jié)、中秋節(jié)、勞動節(jié)等時間節(jié)點，每個班級需要上交可視化的作品來展示班級風貌。常欣記得，一個老師讓學生畫了張海報后便描述，“自己帶領著這個班形成了凝聚力，大家一起設計了班徽等作品，是多么的有創(chuàng)造力。”

　　為可被展示的成果服務，成為這所學校教師最重要的工作。常欣逐漸認識到，領導“想讓你去教課，但是他們更想要能夠出成果的東西”。因而，做活動、拍照片，讓領導看到學校的用心之處，或許是身處體制內(nèi)的生存方式之一。在這樣的風氣之中，學生和教師反而成為了某種程度上的“演員”。

　　但同時，教師上課、備課以及與學生交流的時間也被擠占了。每當自己被迫為活動做準備而沒有時間顧及學生，常欣覺得十分焦躁，想要離開這里。

　　令常欣覺得荒謬的是，提出離職后，自己反而在校園中找到教書的感覺。應領導的要求，常欣又帶了孩子們半年，但無須參加任何活動，只維持基本的教學任務。她喜歡教小學生，便嘗試盡可能多地留在教室。在課間、自習課以及體育課，都泡在學生中間，陪學生聊天、玩跳繩和沙包。那半年，班級的凝聚力、日常秩序和考試成績都開始提升。

　　常欣思考，素質(zhì)教育的關(guān)鍵是否意味著把時間全部花在學生身上？她試著用更多時間觀察學生、建立連接。班里有個女孩習慣上課抖腿、寫字幾乎看不清，是個“油鹽不進”的孩子。一次，女孩的嘴角破了，常欣找她搭訕才知道，是女孩的父親打的。她告訴女孩，如果需要，自己可以給她的父親打電話。常欣與家長交流完之后，或許是出于信任，在她上課時，女孩會舉手回答問題。

　　▌劉宇：躲避異化

　　小學老師劉宇被臨時抽調(diào)到一年級做語文老師兼班主任。一個月后，劉宇提出離職，被校長挽留。工作幾乎填滿她所有的時間，每到周末，她只想一個人待在家里恢復精力。

　　這也是一所倡導素質(zhì)教育的學校，上課之外，教師需要填寫不少表格、迎接檢查，如心理健康檢查、視力檢查等。學校每周都會舉辦校園文化活動，劉宇帶著學生完成了科技節(jié)和閱讀節(jié)，組織講故事比賽和手工科學實驗。學生年紀小，不少手工和科學實驗都無法獨立完成。比如一項“蘿卜塔”活動，把牙簽和胡蘿卜串起來，搭得越高越好，基本上由老師和家長代勞。

　　起初，劉宇報考的崗位是“道德與法治”課程任課教師。在觀摩課堂教學時，劉宇看到班主任準備了一把戒尺。當小學生吵鬧不聽話，在混亂之中，這把戒尺會頻繁地打在桌子上。在場的人都被戒尺發(fā)出的巨大響聲嚇了一跳。劉宇質(zhì)疑，這是否符合學校的管理規(guī)定？這是否過于嚴格？

　　劉宇研究生畢業(yè)后回到家鄉(xiāng)深圳工作。她熟知，在當下，人們很難在工作中實現(xiàn)自我。她要求不高，只想在保障經(jīng)濟基礎的同時，能有時間發(fā)展自己，做喜歡的事。在工作中滿足基本要求后，也做到問心無愧。教師這份職業(yè)符合她的設想，她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教學生“做一個現(xiàn)代化公民”。

　　沒多久，由于一位老師需要做手術(shù)請了一個學期病假，劉宇被臨時安排頂崗。交給她的是一年級最調(diào)皮的班級，一位主任告訴她，教書27年沒遇到過這么亂的班。她需要從零開始做語文老師和班主任。

　　劉宇一進門便看到學生們撕紙，把紙團扔到地上。幾乎每一天，班里都有孩子吵架、打架。由此，在備課、做活動、迎接檢查之外，劉宇的工作還多了一項——處理糾紛。不得已，劉宇也開始用戒尺。她發(fā)現(xiàn)，“做班主任就像夾心餅干一樣，上面要求管理，小孩又難帶”，雙重壓力之下，教師不得不準備一些“快、準、狠”的工具，立竿見影。

　　在她剛剛接手的第一周，“晚上也很不太平”。晚上6點下班之后，上一位班主任沒處理完的家長糾紛還在繼續(xù)。班里一個男孩跟一個女孩打架，女孩抓傷男孩的臉。放學時，男孩的爸爸質(zhì)問女孩是不是把他兒子的臉抓傷了，把女孩子嚇哭、晚上做噩夢。劉宇接手時，雙方已經(jīng)進入到扯皮階段。女孩家長要求對方父母支付女孩的心理咨詢費和自己帶孩子看醫(yī)生的誤工費，對方并不同意。這一周，雙方每晚爭吵到八點，不時拍桌子，劉宇和校領導負責協(xié)調(diào)。

　　為了帶好班級，劉宇時常上網(wǎng)看教育心理學的資料。一段與“勞工心理學”相關(guān)的話觸動了劉宇，大意是在以勞動謀生的家庭中，家長在心理上被工作剝奪，回到家之后很難與孩子耐心而溫柔地溝通。她理解學生家長，這里的人大部分生活在城中村，工作壓力不少，雙職工家庭居多。在面對孩子的問題時，疲憊的家長容易情緒化。

　　劉宇認為，學校的確幫助家長減輕了帶孩子的負擔。學校的制度設計，比如午間由教師管理學生用餐、午睡；晚間由教師安排輔導；以及教師與家長的密切溝通，都是現(xiàn)實的最優(yōu)解。只是，在全局之下，作為執(zhí)行者的教師承擔過多責任。有時，她認為自己也快要被工作異化了。

　　在衡量個人得失之后，劉宇決定裸辭。她沒有太明確的計劃，只想先找一份工作過渡。劉宇的母親極力反對，說寧愿自己跳樓也不讓劉宇辭職。糾結(jié)之中，劉宇又工作兩周。她想隔離情緒，埋頭工作，低落的時候，“也許看一看工資條能夠振作起來”。但無意義感把劉宇侵襲得很深，她有了自殘的念頭。她覺得，哪怕現(xiàn)在生命結(jié)束也無所謂，因為“反正做的事情也就那樣”。

　　一位博士生導師的認可救了劉宇。對方表示有接收劉宇為博士生的興趣，需要劉宇通過考試。劉宇再次跟校長談離職，告知對方自己想轉(zhuǎn)做學術(shù)。校長勸她做出“正確的決定”，以防失去太多。劉宇認可這一說法，但失控的是，社會期待已經(jīng)跟她的自我強烈沖突。她想，既然沖突如此強烈，那么社會期待也不重要了。

　　▌陳佳：無力改變，就放棄

　　陳佳曾找到校長，討論本校學生管理方式的最優(yōu)解。這是一所位于河北的鄉(xiāng)鎮(zhèn)中學，距離石家莊城區(qū)需要開車將近半小時。每天早上六點，天還沒亮，學生們便要上早自習。晚自習到九點結(jié)束，學生容易困乏，教師不停告訴他們要清醒、要背書。陳佳問，時間表不能改一下嗎？能否給學生更多的自主時間，而不是完全控制他們每一天的時間？領導解釋，鄉(xiāng)鎮(zhèn)學生出路少，如果不如此，學習恐怕更難有好成績。

　　第一次考試后，陳佳所教的歷史、政治科目班級均分只有三十多分。除卻幾個好學的尖子生，不少學生只考了二十多分。班級里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想要學習，余下的人只想拿畢業(yè)證或者找一所職業(yè)學校入讀。

　　學生的積極性不高，是陳佳未能想到的。今年，她從音樂劇行業(yè)離職，由于無法忍受疫情期間行業(yè)的蕭條，便決心考編制，找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備考教師資格證過程里，她讀了不少關(guān)于“素質(zhì)教育”的論段。

　　但在一場晚自習中，陳佳看清“素質(zhì)教育”在這里無法落地。原本，給學生布置作業(yè)后，陳佳坐在講臺備課，偶爾維持紀律。但學生們不聽話，只要陳佳的視線離開，便開始聊天，有人直接在教室里走動。陳佳想，學生的自制力非常差，這或許也源于他們從未擁有足夠的自主時間。但問題是，如果給予學生自主時間，班級紀律會更加“亂套”。

　　陳佳不認可學校的管理制度，但她找不出更好的管理辦法。當學生們在晚自習不合作、躁動地交頭接耳時，她感覺自己的火氣“蹭”一下爆發(fā)。復雜的情緒沖擊著她。她說，自己一直想做一個溫和的教師，但如果不“兇”就管不了學生。同事之中有些老師愈發(fā)暴躁，她不想變得暴躁，這違背了自己的本性。三個月后，陳佳選擇離職，去面試了一家外貿(mào)公司。

　　▌子君和李琳：被規(guī)訓和道德綁架的生涯

　　在做教師的日子里，子君最有挫敗感的事也是對學生發(fā)脾氣。她在廣州一所第一梯隊的小學做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有學生不聽課，需要不斷強調(diào)紀律時，挫敗感便會沖擊子君。工作三年，她漸漸懷疑自己不適合做教師。她覺得，“做教育需要非常密切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自己似乎做得不怎么樣。

　　頻繁的挫敗感，也源自其他人的否定。一位學生的奶奶是大學教授，她認為二十幾歲的子君過于年輕、缺少教學經(jīng)驗，常常寫大作文發(fā)給子君，告訴她怎樣做一個老師。對方認為廣東人子君的普通話不過關(guān)，專門教她如何區(qū)分前鼻音和后鼻音。

　　而在上崗的第一年，領導在聽過子君的公開課以后也黑了臉。此后，領導始終“不經(jīng)意”地重點關(guān)注這一班級，暗示子君要提升教學和管理能力。最近，學校請了一位書法專家指導書法課。這位專家講話更加直接，不少教師被評價“課上得一塌糊涂，非常惡心”。子君認為自己的不足之處又多了一項：字寫得非常丑。

　　今年冬天，工作三年的子君提出離職。此前，畢業(yè)于師范院校的她曾去創(chuàng)新教育學校實習一個月，為了求穩(wěn)，她轉(zhuǎn)而報名教師編制考試，希望回歸主流的教育環(huán)境。主流意味著中庸，也意味著比創(chuàng)新學校高兩倍的薪資。她沒有想到，自己未必能享受主流。

　　她反感對教師的道德規(guī)訓。“不要計較個人得失”是校長常常在會上耳提面命的準則，也是運用權(quán)力的借口。收到子君的辭職申請后，校長建議她先辦理離職，下學期再以臨時聘任員工的身份繼續(xù)帶班。校長說，你知道中途換班對于孩子們的影響很大。臨時聘任員工的工資比在編教師低兩倍。校長的建議令子君難以接受。她認為，當下的教師在面對家長、學生和領導時，更多是一位服務者。但服務者始終被架在道德高地上，失去了自我表達的平原。

　　對高中教師李琳來說，道德高地帶給人恐慌感。她回憶，在2022年疫情結(jié)束后的總結(jié)大會上，領導重點表揚了一位放棄產(chǎn)檢的教師。疫情期間，為了保證高三學生的復習進度，學校安排高一、高二的學生在家上網(wǎng)課，高三學生在校園里只進不出。一位高三教師因此有三個月沒離開學校，被迫放棄產(chǎn)檢。聽完領導的表彰，李琳想：為何不顧孕婦與孩子的生命安全，一味宣揚教師的奉獻？

　　李琳畢業(yè)于一所全國知名的師范院校。此前，她從東北一座小城考到北京，高考成績優(yōu)異。作為一名小鎮(zhèn)女孩，她信奉的價值觀是努力至上。2020年，她在研究生畢業(yè)后如愿做了教師，在深圳拔尖的高中教書，似乎為多年的奮斗畫上一個漂亮的句號。只是，她仍然需要為了學生忘我地奮斗，需要向?qū)W生強調(diào)高考的重要，強調(diào)成功學。高考似乎從未走遠。每當刷到大學同學和朋友的朋友圈，李琳懷疑自己與社會脫節(jié)。當學生們走出校園，教師卻要留在原地，堅守著這一套無比熟悉的價值觀，似乎有些可悲。

　　另一方面，堅守原地也帶來回饋。“這是一份旱澇保收的工作，不會拖欠工資，也不會有35歲職場危機”，李琳認可體制內(nèi)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可以使人慢慢地接受規(guī)則。她觀察校園里的前輩，由于教材更新周期長，特級教師“很輕松便能在課堂上拿捏尺度”。下了班，教師們一起打球，然后回家。生活不乏舒適。

　　她經(jīng)歷了兩年的精神搖擺，時而自我感動，時而自我覺醒。不適感偶爾出現(xiàn)，像一只睡前煩擾的蒼蠅。她試著邊工作邊考博，所幸，考博成功。去年，她辭去工作，去往另一“性價比更高的下家”。

　　宇宙的盡頭或許是編制，但每個人的人生，并不存在一步到位的最優(yōu)解。年輕的教師們雖然早早承擔了教書育人的職責，作為社會系統(tǒng)的一份子，仍然和無數(shù)剛剛步入職場的青年人一樣，有著屬于自己的困惑、恐慌與苦悶。教科書與備課表之外，關(guān)于他們的自我教育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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