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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詠:我與西安美院擦肩而過
來源:騰訊 發(fā)表于2018-10-30 10:26:38 編輯:莫小煙
摘要: 原標題:李詠:我與西安美院擦肩而過 29日上午,知名主持人李詠去世的消息傳出。騰訊文化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長江文藝出版社的李詠自傳《詠遠有李》部分章

  原標題:李詠:我與西安美院擦肩而過

  29日上午,知名主持人李詠去世的消息傳出。騰訊文化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長江文藝出版社的李詠自傳《詠遠有李》部分章節(jié)。

  高中時我回到了烏魯木齊。我不愛說話,自我封閉,繪畫就是我與外界的交流。高一開學前,去學校領了新的教科書。兩三天的工夫,課還沒上,我已經(jīng)給所有的語文課文都配好了插圖。

  每天放學回家,做完功課,我就在小本上畫《三國演義》中的人物。人物按照“魏、蜀、吳”分類,公孫權(quán)、孫策、孫瑜、曹操、劉備、趙子龍、關羽、張飛……我甚至不需要參照,全憑想象,精細的白描手法。一頁一個,一晚上能畫四五個。

  畫完了,我把它拿去跟同學換郵票。一本二三十頁的“三國人物”能換到一枚或一套很好的郵票,數(shù)不清我一共畫過多少本。我并不懂集郵,到底值多少錢,無從考證,只是心愛換心愛罷了。后來才知道,也有值錢的,比如“全國山河一片紅”。

  我所在的烏魯木齊鐵三中是鐵道部重點中學,也是全國重點。高一那年,我作為學生會宣傳部長,聯(lián)合校團委,發(fā)起、組織了一次鐵路系統(tǒng)的黑板報大賽,規(guī)模覆蓋數(shù)十所中小學,規(guī)格相當于整個烏魯木齊市。當時的我,對各種繪畫技法都有涉及,粉筆畫尤其拽得厲害。

  有三天的時間,我沒有參加學校的運動會,一個人在一塊長約4米的黑板上,照著一本畫冊,用白色粉筆勾畫出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作品之一——《五四運動》。操場上人聲鼎沸,槍鳴炮響,高音喇叭播放著激昂的進行曲,這一切于我只是遙遠的背景,盡可充耳不聞。我的眼里只有線條、色塊、明暗、凹凸,耳邊只有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青年學生們在高喊口號,慷慨陳詞。既不知道餓,也不覺得累……

  我的作品不參加評選,只作為展示,幾乎烏魯木齊市所有學校的校長、主要領導,都來觀摹這幅畫,無不嘖嘖稱奇。

  各校參賽作品以照片形式寄來,經(jīng)過評委會評分,頒獎大會上,由我來宣布獲獎名單。

  學校大門口的“著裝守則”白紙黑字寫著,男生不許留長發(fā),教導主任拿著一把剪刀站在門口,違者就地處理。也不許穿喇叭褲、榔頭鞋??晌揖褪沁@么副打扮——您要是讓我現(xiàn)在回去換發(fā)型、換衣服、換鞋?我倒沒問題,操場上那幾百號參加活動的老師學生,只好麻煩他們等等了。

  結(jié)果,當然沒人把我怎么樣。

  長發(fā)、喇叭褲、紫紅色大頭皮鞋,我站在高高的領操臺上宣布獲獎名單。沒錯,我倨功自傲,我有恃無恐。但是那一刻,我體會到了何謂“寬容”,心中只有兩個字:感激。

  自從在黑板報大賽中小露鋒芒,學校發(fā)現(xiàn)我是個“繪畫奇才”。過了些日子,西北民族學院藝術(shù)系來新疆招生,教導主任熱情地鼓搗我去面試。我稀里糊涂帶著大量素描,一些水彩、水粉作品,以及一幅油畫,去了他們的招生點。

  西北民院的老師看了我的素描作品,贊不絕口,天生的油畫家坯子,問我:“畢業(yè)證帶了嗎?”

  “什么畢業(yè)證?”我一頭霧水。

  “你高三畢業(yè)沒有畢業(yè)證嗎?”

  “我,我開學上高二。”

  “我們這是大學,招高中畢業(yè)生,你高二來干嗎?”老師大為光火,空歡喜一場。

  一年多以后,臨近高考,班主任老師建議我報考西安美術(shù)學院。

  西安美院沒有面試,只要求考生將相關作品郵寄過去,合格者直接進入復試。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個制度不嚴謹,給濫竽充數(shù)的人提供了方便,隨便把誰的作品寄過去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嗎?而復試只是考一些簡單的常識,基本上起不到甄別人才的作用。最后一關,文化課考試,以我當時的成績,一考一個準兒。

  我挺“潔身自好”,不愿意和一群有可能“濫竽充數(shù)”的人混在一起。另一個使我猶豫的原因是郭鴻儒老師說過的一句話:“畫畫是講究血統(tǒng)的。”我沒有這個血統(tǒng),未來能走多遠,很難說。我冷靜地考慮了幾天,決定放棄美術(shù)專業(yè)。

  這令很多關心我的老師大失所望,他們反復勸我,千萬慎重,這可是本科文憑啊??晌覜]有改變主意。

  一個畫家就這樣“夭折”了。

  多年以后我又重新拾起畫筆,是為了女兒。

  女兒學畫,我為她請了一個私人教師,教的都是中規(guī)中矩的東西。我在旁邊看得興起,沒跟女兒商量,就當上了她的業(yè)余老師。

  我給女兒上課,走的是“野路子”,不規(guī)律也不系統(tǒng),全憑自己的經(jīng)驗和體會。她在幼兒園信筆涂鴉的作品我也都保留著,印象派、立體派,完全沒有章法,隨她發(fā)揮吧。

  我喜歡讓她邊玩兒邊學。一張白紙,我先把四個角折進去,告訴她繪畫講究留白,折進去的部分不可占用。然后問她:“你看到了什么?”

  “公路、汽車。”

  我把這兩個詞寫在小黑板上。“還有什么?”

  “山、水。”

  我又寫上,“還有呢?”

  “還有好多人在摘櫻桃。”

  “你剛才說的這些,都叫元素?,F(xiàn)在爸爸要把元素按遠、中、近分開,然后……”

  好的畫作,貴在“栩栩如生”。當然,其中有技巧問題,有想象力問題,還有是否用心觀察的問題。把看到的東西鋪排有致地展現(xiàn)在紙上,對孩子來講有難度。于是我先幫助她整合這些元素,區(qū)分開遠中近、黑白灰,她再來畫。畫好以后,我在原圖上修改。一邊修改,一邊給她講什么叫“比例”,什么叫“構(gòu)圖”,什么叫“邏輯”。

  “畫畫,不但要畫你看到的,還要畫你想到的,感受到的……”

  仿佛時光倒流,我隨女兒回到童年,回到自己撅著屁股趴在桌子上畫烏紗帽的那個混沌初開的夜晚。

  帶女兒出去旅游,速寫本和鋼筆是我隨身必備。在澳大利亞,我問她:“悉尼歌劇院像什么?”

  “貝殼。”

  “對。為什么像貝殼呢?”

  “因為旁邊是海。”

  “對了,旁邊有大海。”

  一邊吸引她注意力,我一邊飛快地將悉尼歌劇院的輪廓勾勒下來。一定要快,因為女兒兩分鐘就不耐煩了,非拽著我走。所以我的速寫本里充斥著各種“半成品”,晚上回去再對著照片完善。

  我常和女兒一起翻看過去的速寫本,邊看邊考試。

  “法圖麥,這是什么?”我指著其中一頁問她。

  “嘆息橋。”她反應飛快。

  “在哪里?”

  “威尼斯。臭水溝!”

  “那兒還有什么?”

  “岡都拉!”

  “這個呢?”

  “嗯……延安。”虧她想得出來。

  “胡說!再看看!”

  “不知道。”她撓頭。

  “我?guī)闳ミ^,離中央電視臺不遠。”

  “哦……好像叫天什么?”

  “天壇?”我成心誤導。

  “胡說!”

  “那是天什么?”

  “想起來了,天寧寺!”

  對話間,記憶翻波逐浪地涌起。畫中的時日、心情、風景,甚至陽光和溫度,一一重現(xiàn)。

  還有比這更美好的事么?

  隕落的“中國帕瓦羅蒂”

  我的座右銘是“生命在于靜止”,高中三年,從不參加學校的運動會。

  高一,人家參加運動會,我自己在教室里畫畫。高二則是在廣播室里播報各班來稿:“驚天槍后疾如飛,勇往直前不后退。高一(2)班運動員正像離弦的箭一般沖向終點,加油,加油!”

  選我念稿,可能是因為歌詠比賽的時候我唱過“戰(zhàn)士雙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那會兒都說我嗓子好。

  運動會結(jié)束了,團委書記王浩找到我,說要帶我去見一個人。我跟王浩很熟,像是哥兒倆。

  我跟著他走進一間辦公室,里面坐著一位女老師,大約30歲。她看到我,挺激動地站了起來。

  “他就是你要找的學生,叫李詠。”王浩介紹說。

  “你好。”我懵懵地打了個招呼。

  經(jīng)她自我介紹,我才知道她是我們學校的音樂老師,姓劉。高中沒有音樂課,所以我?guī)缀鯖]見過她。她曾在上海音樂學院師從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學習美聲唱法。她從廣播里聽到我的聲音,覺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聲音很好,愿意跟我學唱歌嗎?”她望著我,滿眼熱切。

  我卻到后來才真正理解她的心境。一個唱過《卡門》、《蝴蝶夫人》的年輕女孩兒,師出名門的高材生,畢業(yè)后卻分配到邊疆的一所企業(yè)中學里當音樂老師,只能唱《茉莉花》、《紡織姑娘》這類小兒科,何等懷才不遇。

  “愿意啊。”我并未多想,只是覺得藝多不壓身。

  她臉上掠過一絲驚喜,但很快就冷靜下來,對我說:“唱歌可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學的,需要很多先決條件,比如聲帶條件。”

  “您剛才不是說我聲音很好嗎?”

  “聽上去是很好,但我還要帶你去醫(yī)院檢查。”

  我嚇一跳,怎么學唱歌還要先去醫(yī)院啊?怎么個查法?疼不疼?

  帶著一連串的問號,我和她一起到了醫(yī)院,掛了口腔科的號。

  還好,過程比我想象的簡單,就像小時候嗓子疼去醫(yī)院檢查一樣,醫(yī)生拿起一片壓舌板,讓我張開嘴,“啊——”打著手電往里看了看。

  診斷結(jié)論是:“聲帶閉合很好,寬、厚、長,像瓷磚一樣光滑。”

  我莫名其妙,頭回聽說這么形容一個人嗓子眼的。

  劉老師對我解釋說:“假如聲帶閉合不好,有縫隙,聲音就是嘶啞的。聲帶的寬窄、薄厚,決定了你聲音的粗細、音域的高低,表面的光滑程度決定了聲音的質(zhì)量。懂了嗎?”

  似懂非懂。我一臉迷茫地望著她。

  掛號費和診斷費都是劉老師替我交的。她是真想培養(yǎng)一個自己的學生。

  很快,我開始上課了。每周二、四兩天,放學后直接去音樂教室找她,每次訓練兩個小時。

  頭一回去她那兒,她從屋里抱出一面紅色的腰鼓,從上面拆下一條紅綢帶,扎在我的腰上。確切說,是在“小腹”那個位置。

  “這叫丹田。”扎好以后,她用手拍了拍,“唱歌要用這里的氣。”

  “這里還有氣?”我很詫異,下意識地挺了挺肚子。

  “來,我教你。”她雙手按住我的肩膀,讓我呼吸,呼吸的時候肩膀不許動,只能肚子動。

  “這就叫‘腹式呼吸’,學美聲,這是基本功。我們每個人躺著睡覺的時候,用的就是腹式呼吸,今晚睡覺前,好好體會體會。”

  然后是練聲。“閉上眼睛,想象有一個點,在你頭頂上,唱‘嗚——’,用你的聲音去觸碰那個點,感覺丹田的鼓蕩變化……”

  我試著“嗚”了一聲,不對,像假哭。又粗著嗓門兒“嗚”了一聲,也不對,像狼嚎。

  “發(fā)聲的時候,聲音不是從嗓子眼兒里擠出來,要用腦后音。”她輕拍我的后腦勺,“從丹田出來,經(jīng)過后脊梁,在這里共鳴,穿過這里頂?shù)筋^頂!”

  我越聽越迷糊,后腦勺還能出聲?

  第一天就在我高一聲低一聲的“嗚嗚嗚”中過去了。

  隔一日又去,劉老師想出了新招數(shù)。練習發(fā)聲的時候,我站在窗口,夕陽從窗外照進來,她正好看到我側(cè)面的剪影。她盯著我的喉結(jié),聲調(diào)越高,喉結(jié)越往下降,就說明我沒偷懶,確實在“氣運丹田”。

  “唱歌啊,特別講究‘吸著唱’。”她說,“只有在吸氣狀態(tài)時,你的喉結(jié)是下降的,喉嚨才會打開。”

  這也太有悖常理了。以我當時有限的實踐,很難理解這一點。

  “見過夏天里狗是怎么喘氣的嗎?”看我一臉困惑的樣子,劉老師突然問我。

  “見過啊。”

  “什么樣?給我學一個。”

  我心想,您可真會逗悶子,人這口氣還沒喘利落呢,怎么又學上狗了?

  我吐出舌頭,呼哧呼哧地喘了幾下,還把兩只手做狗爪子狀抬在胸前。

  “手不用學!”她笑著打我一下,“就像這樣,用小腹的力量帶動呼吸,沒事兒就練習,對氣息和肌肉都是很好的鍛煉。”

  我就納了悶兒了,原來不講究發(fā)聲方式倒好,怎么一開始“專業(yè)訓練”,什么氣運丹田,腦后共鳴,狗喘氣……特累不說,發(fā)出的聲音也怪怪的。還有那個“吸著唱”,越唱越覺得倒不過氣兒來。

  就好比,“齊步走”和“貓步走”是兩個學科,騎自行車和蹬三輪是兩大體系,表面近似,實則不通,都得從頭練。而且在徹底熟練之前,鬧不好連以前那點兒本事都丟了。學什么東西,都要經(jīng)歷這么一段“不破不立”的過程。

  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和實踐,我的喉嚨打開了,每次音域擴展練習都能向上爬半個音階,自然音域達到了12度。連老師都驚呆了,她發(fā)自內(nèi)心地欣喜啊,蟄伏多年,終于等到一個得意門生。

  劉老師排斥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男高音歌唱家里只推崇帕瓦羅蒂和卡雷拉斯,其余門派皆是擾亂視聽。我受她影響甚深,以至于直到今天怕去卡拉OK,一唱流行歌曲,必跑調(diào)無疑。

  一年以后,我已經(jīng)能夠完整地唱完哈薩克族民歌《嘎哦麗泰》,這是音樂學院聲樂系一年級的練習曲目。

  嘎哦麗泰,

  今天實在意外,

  為何你不等待?

  野火樣的心情來找你,

  帳篷不在你也不在。

  我徘徊在你住過的地方,

  只是一片荒涼,

  心中情人幾時才得見面,

  怎不叫我掛心懷。

  嘎哦麗泰 嘎哦麗泰,

  我的心愛……

  唯美深情的詠嘆調(diào)。我陶醉于自己的歌聲,感到了一種“準藝術(shù)家”的興奮。

  那時我很刻苦。我家旁邊是一片廣闊的麥田,我每天早晨6點起床,繞著麥田跑步,跑完步就在樹下“啊嗚咪呀”地練聲,做各種氣息練習。

  當時我因為“血統(tǒng)問題”,已經(jīng)放棄考美術(shù)學院的想法了,因此我和劉老師有一個約定,也可以說是一個共同的理想——高三畢業(yè),我報考上海音樂學院,她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們?yōu)榱诉@個理想太投入了,偏偏忘記了一件事。

  我比較晚熟,已經(jīng)高二了還沒經(jīng)歷變聲期。正在我孜孜以求夢想著成為中國的帕瓦羅蒂時,一天早晨醒來,我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失音了。

  那是一段可怕的記憶,仿佛墮入一場噩夢,無論怎么使勁,也發(fā)不出一點聲音。

  母親急忙把我送到醫(yī)院,醫(yī)生的診斷是“聲帶小結(jié)”,原因可能是長期用聲不當或用聲過度。

  接下來很長時間,我都住在醫(yī)院里,每天輸液,霧化吸入治療,打激素,臉腫成一張大餅。

  同學每天都來給我補習功課,劉老師也來看過我,總是帶著深深的憂郁、焦慮,還有種說不出的歉疚。時間一天一天地溜走,距離上海音樂學院的專業(yè)課考試越來越近了。

  每天早上醒來,我都試著對自己說一聲:“你好!”發(fā)不出聲兒。那段時間我從未笑過,反正也笑不出來,只是一陣聽上去令人難受的嘶啞的氣息。

  和家人交流全靠手勢和紙筆。當時我并沒想到聲音對我有多重要,只覺得這樣啞劇式的生活實在很麻煩。

  直到兩個月以后,那天早上,我從床上坐起來,伸了個懶腰,習慣性地卻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對自己說了聲:“你好!”

  話一出口,我嚇傻了。

  居然發(fā)出了聲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聲音!

  這聲音聽起來是低沉的,嘶啞的,而過去我的聲音是高高懸在上方的,響亮的。

  我這是怎么了?

  幾天以后,我又去音樂教室練聲。我一次又一次地試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低音。我的心冰涼冰涼,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因為這場病而付諸東流。

  夢碎的不只是我,還有我的老師。她在旁邊為我彈琴,一邊彈,一邊無聲地流淚,淚水真的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止也止不住。

  “你的聲帶條件還是很好,咱們唱不了《嘎俄麗泰》,還能唱《烏蘇里船歌》。”她停止彈琴,轉(zhuǎn)過身望著我,哽咽著說。

  我沒有回答她。在那一刻,我的內(nèi)心已經(jīng)放棄了。因為我還有樂理、視唱練耳等一系列專業(yè)訓練沒來得及完成,病這一場,老師也不敢再給我施加聲樂練習強度了。我不唯心,但我突然相信這就是宿命。

  后來,我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忌蠌V院之前我又一次去醫(yī)院檢查了聲帶。診斷結(jié)論和過去一模一樣:“寬、厚、長,像瓷磚一樣光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

  聽說我考上了廣播學院,劉老師曾經(jīng)到我家里去,哭著勸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北京。只要復讀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音樂學院。她淚流滿面的樣子,我到今天還記憶猶新。

  或許一個老師向?qū)W生提出這樣的要求,確切說是“請求”,是有些不合常情的。而我卻完全理解她的用心。她的確是為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她的理想的一部分,但她又何嘗不是為了我的將來?

  所以,我真心地感謝她。但我實在等不起了。

  經(jīng)歷過高考的人,都知道最后那一年剝皮抽筋似的難熬。

  今天的她也應年近花甲。我一直不敢和她聯(lián)系,見了面,不知說什么好。

  大學,唯一的逃離之路

  我懷念我的童年。

  周圍滿目都是俄式洋樓,我們家也在一座尖角的俄式洋樓里,尖角樓里養(yǎng)著鴿子。

  家里是木地板,要定期打蠟。打完蠟怎么維護呢?姐姐從集市上買回一大包瓜子,我負責請小朋友到家里來嗑,瓜子皮嗑得滿地都是,然后用笤帚把瓜子皮掃走,掃完了,地板就變得很亮。

  家里訂了牛奶。每天早上送奶工一來,邊走邊搖鈴鐺,幾條街都能聽見。打奶是我的任務,一聽見鈴聲就趕緊端一個大號的不銹鋼杯子,出去排隊。每天都能在隊伍中見到一個挺漂亮的小女孩,有時候在我前面,有時候在我后面,我沒有和她說過話,但卻覺得和她十分親近。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廂情愿罷了。

  為了這個小女孩,我寫過一篇小說,名字就叫《愛?雨中?浪漫》。寫了一稿又一稿,幻想我們之間發(fā)生的故事,大約萬把字,寫完就燒。除此之外,暗戀的心情無可排遣。

  我想逃離新疆,莫名其妙地討厭那里,一切的一切都令我厭煩和抵觸。因為暗戀,我常常感到傷心。我還拒絕參加高中畢業(yè)會考,母親和我談了兩個小時,才說服我去向老師認錯,補考。我聽父母談起過支邊多年的感受,他們付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時光,又得到了什么?

  這個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多呆。我收拾好行囊,藏在床下,打算伺機行動。

  逃離新疆,這個愿望隨著一紙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到來而變成現(xiàn)實。

  高考之前,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到我們學校來面試,要招一個“西部班”。我的嗓音是天生的,而且很幸運,盡管大病一場,低了8度,但并未影響質(zhì)感。參加初試時,老師聽了我的聲音,便決定讓我跳過二試,直接進入三試。

  我壓根兒沒想到全家會一致反對。父親是撰寫地方史的編輯,母親是“新疆優(yōu)秀女企業(yè)家”,兒子考戲劇學院,當演員,那不是丟人嗎?我姐姐還提出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演員得是濃眉大眼,瞧你那模樣,開什么玩笑?”

  我當時并不執(zhí)著于演員這個職業(yè),只是近水樓臺的選擇之一。所以他們反對,我也不做抗爭。我一心盼著北京廣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快點兒來,快點兒來。

  那是1987年。我的班主任老師在過去三年里一直反復強調(diào),考不上大學,你們呀,就在鐵路沿線當個扳道工吧,沒別的出路!

  我每天都在家里嗑瓜子,掃地,掃啊掃,嗑啊嗑,錄取通知書怎么還沒到?煩死我了!

  正是盛夏,溽暑難捱。身邊的同學都已經(jīng)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我急得嘴唇上起了一個比黃豆還大的水泡,摳、摳、摳,摳出一個大血痂。

  有一天,我正在擦地,突然聽到樓下有人喊:“李詠!”

  我家住在二樓。我停下來,扯著脖子朝窗外喊:“誰?”

  不管是誰,我都沒什么好氣兒。

  “錄取通知書到了!”我這才聽出來,是我們班的一個男生。

  “哪兒?”

  “北京廣播學院!”

  “你丫別哄我??!”我把掃帚往地上一摔,跑到窗口沖他嚷嚷。

  “真的!趕緊去學校,找校黨委書記!他讓我來喊你的。”

  “真的?”我略微遲疑了一下。

  “真的!快去吧!”

  我猛地清醒過來,驚喜??!慶幸?。∥乙徊教^橫在腳邊的掃帚,沖進房間換衣服,把身上穿的套頭衫用力往上一掀,一下子碰掉了嘴唇上的痂。真疼!我摸了摸沒流血,就沒管它。

  一路狂奔至學校,進到校黨委書記辦公室,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

  原來,北京廣播學院有規(guī)定,通知書不寄給考生個人,而是寄給校黨支部書記。他老人家一看,以為是私人信件,直接揣在包里帶走了。過了好幾天才想起來,打開看看,什么東西?這才發(fā)現(xiàn)是李詠的錄取通知書。

  為了這張紙,我嘴唇上永遠落了個疤。

  考進央視,一定是狗屎運

  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的第一堂課是吳郁老師上的。他環(huán)視著屋里這群漂亮、陽光的少男少女,一句話就給他們定了位:“你們不是明星,是廣播員。”

  第一次期末考,出于種種原因,我的成績是全班倒數(shù)第一。那時我有些膽怯。我是從邊疆來的,人家都是北京人、上海人、南京人。頭半年我?guī)缀醪徽f話,一個人躲在角落里觀察他們。慢慢地我發(fā)現(xiàn),雖然我連新疆都沒出過,但他們讀的書未必有我多。

  而且,我的嗓子是真好。播音系的重點是發(fā)聲練習、吐字歸音練習。有的人練爆破音,“b、b、b……”大冬天的,就這么對著墻噴,能把墻上噴出一個冰疙瘩,這不是笨蛋嗎?我從不練聲,考試輕輕松松就過。

  甚至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去上課,遲到了,班主任王璐老師把我攔在了講臺邊上。“洗臉了嗎?”

  “沒洗。”我揉揉眼睛道。

  “啊一個。”

  所謂“啊一個”,就是用一口氣,把漢語拼音的單韻母和聲母從頭到尾平穩(wěn)地讀下來。

  “a、o、e、i、u、ü、b、p、m、f……”所有發(fā)聲練習里,我最不怵的就是“啊一個”。

  “你們都練成他這樣,就行了!”王璐老師沖我一揮手,“回去接著睡吧!”

  大學期間我老曠課,但是最后一次考試,我愣考了全班第一,得到了最高獎學金。有好事者提出要重新給我核分兒,我沒反對,核來核去,還是第一。

  1991年,大四第二學期,我被分配到中央電視臺對外部實習。央視這座嶄新的大樓子,三年前剛剛落成,《新聞聯(lián)播》向全國人民展示過它的三維圖像,那么神秘而高不可攀。

  我們班39個學生,有三分之一都在央視各部門實習。誰不想留下來?對外部的大導演們都喜歡我,器重我,手把手地教我做事情。但畢竟他們不是臺長,也不是廣電部部長。

  我沒有“后臺”,也沒有“后門”,每天除了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搶著擦桌子、掃地、打水,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實習期快要結(jié)束的時候,央視開始面向各大對口院校正式招收播音員。方式比較傳統(tǒng),只收各??荚嚦煽兣徘?名的學生。最后定下來可以參加面試的學生,全北京一共10男10女。

  學校把我的名字報上去了,但我壓根兒就沒抱希望。只看分數(shù)當然不在話下,可就我那長相,在我們班男生里排前10都勉強,做點兒幕后工作還行,選播音員,央視能看上我嗎?

  面試那天,哈文陪我一塊兒擠312路公共汽車去的,一路暴土狼煙,整得灰頭土臉。走到中央電視臺大門口,才發(fā)現(xiàn)其他參加面試的人都是坐“小巴”或者“打的”來的??此麄儌€個衣著光鮮,哈文讓我去衛(wèi)生間洗把臉,好歹亮堂點兒,我就去了。進去以后,居然看見幾個男生在對著鏡子化妝。

  面試在一樓的一間大演播室里。我是最后一個進去的,第一反應是燈光太晃眼,下意識地用手遮了一下,稍微適應了一會兒,才看清楚面前坐著一排人。

  “姓名?”其中一位開始發(fā)問。

  “你們不是剛剛叫過嗎?知道還問?”

  沒人接我下茬兒,我意識到可能耍“過”了,老老實實說了一句:“李詠!”

  “李詠同學,現(xiàn)在在座有黃惠群臺長、楊偉光副臺長以及各部門主任。中央電視臺全體員工都在通過閉路電視收看演播室里的情況,希望你正常發(fā)揮。”

  “好,來吧。”我心里明明特在意,又偏裝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

  第一試是新聞快讀。現(xiàn)場給一個300字的急稿,只有30秒準備時間,從頭到尾讀完,出錯不得超過2處。我嘴皮子利落,玩兒似的就過了,后來聽說這一關篩掉了不少人。

  后來又問了我很多問題,我只記得最不靠譜的兩個。

  一個是:3只雞3天下了3只蛋,請問9只雞9天下幾個蛋?

  我想也沒想就說:“反正不是9個!我又不是養(yǎng)雞的,不知道。”

  另一個是:請列舉5個海灣戰(zhàn)爭主要參戰(zhàn)國家。

  “美國、英國、科威特、阿富汗……其他的想不起來了。”

  “李詠同學,你再好好想想,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我又想了想,還是想不起來。“真不知道,您告訴我吧!”

  人事處的老師哭笑不得,“伊拉克。”

  我當時在心里猛抽自己三個大嘴巴子,海灣戰(zhàn)爭主要參戰(zhàn)國,連伊拉克都能忘,真行。但我立刻想出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伊拉克是敵國啊,咱們也同意打的!”

  考完試出來,我坐電梯上16層,回對外部“上班”去,遇上一位臺里的燈光師。實習幾個月,我跟臺里這些設備保障人員、燈光師都混得特熟,好多大導演去借設備,都說“沒有”,我去借就有。

  “哎,哥們兒,可能是你留。”他挺神秘,話說得含含糊糊。

  “怎么講?”

  “剛才你們都走了,黃臺讓大家重點討論一下你的表現(xiàn)。”

  “你怎么知道?”

  “不是全臺都看閉路電視嗎?最后那段兒,視頻拉掉了,音頻還在。我聽見的。”

  燈光師的話我沒太上心,也不是不信,就是不想存什么幻想。

  中午吃完飯,我和幾個對外部的編導一塊兒下圍棋,心不在焉。呂斌主任一直在旁邊看我。我覺得他在看我,倒也沒太在意??戳艘粫核f:“李詠,你來一下。”

  我剛想好一步棋,只好先放下,起身去了他的辦公室。

  “把門關好。”他小聲示意我。

  我又轉(zhuǎn)身把門關好。

  “坐下。你知道今天留誰嗎?”

  我搖搖頭,“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肯定不是我。”

  他突然嚴肅起來,盯著我,一言不發(fā)。

  過了半晌,才一字一頓說:“小子,聽著,就是你。”

  我當即傻了。就我那表現(xiàn),怎么可能?為什么?。?/p>

  “但是,目前黨委還在討論,沒有做出最后的決定。所以,”他目光犀利,向我提出嚴正警告,“你要嚴格保密,包括對你女朋友!黨委的事情如果散布出去,就很可能會有變動。”

  我愣愣地看著他,還是說不出話。

  “剛才,我看你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提前把消息透給你。”老領導意味深長地說,“你,可不要違紀啊。”

  “謝謝領導關心!謝謝領導信任!”印象中,那天一直到我離開呂主任的辦公室,來回來去說的就這兩句話。

  接下來幾天,哈文挺心急,天天問我:“怎么樣?有消息嗎?”

  我強忍著內(nèi)心糾結(jié),裝作很茫然的樣子對她說:“沒有啊,沒人通知我。”

  我心里埋怨,這呂主任也是,告訴我干嗎呀?又不讓跟別人說,還不夠我難受的!

  幾天以后,央視正式通知我被錄取,我這才扭扭捏捏向哈文坦白:“其實,這件事吧,我上禮拜就知道了,沒敢告訴你。”

  話音未落,即遭暴打。

  “你連我都瞞?膽子夠大的??!”哈文叉著腰,柳眉倒豎,杏眼圓睜。

  我一邊委屈地辯解:“我有什么辦法?這是黨的紀律。”一邊恨自己嘴大心窄,藏不住事兒。

  1991年中央電視臺唯一的一個播音員名額,歸我了。

  我聽說有這么幾個原因,首先,領導們通過幾只雞下幾只蛋的問題,覺得這孩子挺直率,不裝——裝也沒用,后來我才知道這是一道小學生“奧數(shù)”的經(jīng)典題目,太損了。其次,這孩子挺機靈,沒想起伊拉克,還能給自己編個理由,是否合理不論,貴在張嘴就來。

  這件事到這兒,原本可以告一段落了。憶其始末,我明白了幾個道理:第一,不該知道的最好不知道;第二,既然保密,就讓它徹底爛在肚子里,打死也不說;第三,世界上確實有“狗屎運”這種東西存在,我李詠,何德何能?

  然而福無雙至,與狗屎運結(jié)伴而來的往往是一宗壞消息。沒過多久,我果然對另一個詞有了深刻的體會,那就是“造化弄人”。

  我的檔案上新蓋了幾道戳:北京廣播學院黨委辦公室,中央電視臺人事處,北京市公安局戶籍管理處。看似板上定釘,一切都沒跑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覺,夢見自己成了范進,站在馬路當間振臂高呼:“中了!中了!”卻被迎面上來的老丈人扇了一個耳光,“該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

  我一激靈,醒過來了。還真有人在旁邊猛拍我臉蛋,“哥們兒,醒醒,快醒醒!中央臺不要你了!”

  我何曾受過這等刺激,“騰”地坐起來,惡狠狠地盯住他,“扯什么淡呢!”

  “真的真的!系主任讓你趕緊去一趟!”他語速很快,看上去不像開玩笑。

  “我靠!”我一把推開他,倆腳往鞋里一塞,“噌”地奔了系主任辦公室。

  “章都蓋完了,怎么說不要就不要啊?其他臺我都已經(jīng)推了,這不是開玩笑嗎?”

  系主任搓著手,很無奈地告訴我,他了解的情況就是這些,具體原因還不清楚。

  看來跟他理論也沒用,我又火急火燎跑到了中央電視臺。

  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長官,他慢言慢語地向我解釋:“你進央視,要占用一個國家人事部的干部指標,但今年廣電部沒有名額了。不過你放心,我們還在努力。”

  回學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沒坐車,忘記了要坐哪路車,一個人走了很遠很遠,直到天黑。

  當然,您不用猜也知道,問題最終還是解決了,否則今天我也沒機會在這兒給您痛說革命家史。

  非常感謝廣播學院的劉濟南院長,她很重視此事,馬上就去廣電部了解情況,為我爭取這個名額。而她發(fā)現(xiàn),事件的緣由簡單得可笑:畢業(yè)分配前夕,廣電部干部司曾經(jīng)問過中央電視臺:“你們今年招播音員嗎?”央視的回答是“未定,不好說”。于是當央視最終定下一個人選,臨時告知廣電部,對方不干了。問你的時候不說,現(xiàn)在想起來要名額了?沒有!來了個下馬威。

  別人沒收拾,光收拾我了,三天瘦了一大圈。

  現(xiàn)在想想,太好笑了。

  拿到中央電視臺的出入證后,我鄭鄭重重地把它掛在脖子上,和哈文在央視大樓子前面照了一張合影。有時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沒什么事兒,也會把這張出入證拿在手里,摩挲來摩挲去,反復端詳,心中五味雜陳。

  這天中午,我又在欣賞出入證,老覺得背后有人,扭頭一瞥,沒看見誰,于是繼續(xù)欣賞。

  不對,還是覺得有人,使勁兒一回頭,這下看見了。

  “石老師!”我“噌”一下跳起來,立正站好。

  站在我背后的,是紀錄片《空中絲綢之路》的總導演石憲法。

  “是不是感慨良多啊?”他笑瞇瞇地問我。

  聽這話,應該是瞅我半天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李詠,這只是個開始。你等著吧,不出兩三年,”他在我腦門兒上點了一下,“你這塊尖石頭,就會被磨圓的。”

  摘自長江新世紀《詠遠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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