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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王蓉：高收入群體逃離公立學校怎樣解讀這樣的焦慮和不滿呢?

　　又過了一年，《義務教育法》修訂。義務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yè)。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國家建立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保證義務教育制度實施。

　　多年努力之下，“中國終于實現(xiàn)了真正的免費義務教育，”王蓉至今難忘當時那股自豪與鼓舞的情緒。

　　《義務教育法》修訂的同一年，由王蓉擔任創(chuàng)建所長的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合辦了一場學術會議，這本是一個向國際傳達中國義務教育制度設計和成果的重要平臺，幾番演講與討論下來，不少頂尖學者和政策制定參與者都向中國投來贊許的目光。

　　會后，時任世界銀行高級教育經濟學家的學者路易斯·克勞奇(Luis Crouch)給王蓉寫了一封郵件，稱他有一篇“不被世界銀行允許發(fā)表的論文”，希望能與王蓉分享。

　　那篇論文宛如“一盆冷水澆下來”。當時整個世界的主流話語體系都是“School for Free”，王蓉多年從事教育財政研究，亦對免費公立教育充滿信念，而克勞奇的觀點，卻觸及了她從未想到的另一面。

　　▲王蓉受邀成為財政部專家，參與設計“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這便是中國免費義務教育背后的財政支持制度。圖為2004年，北京一所農村小學的學生打乒乓球。

　　簡單來說，克勞奇反對實施免費教育。

　　克勞奇在那篇名為《學校收費、自愿捐助和教育發(fā)展：一種可能的立場》(School Fees,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 possible position) 的論文中寫道，國際機構的如此倡導，導致發(fā)展中國家“誤以為免費教育是萬靈藥”，卻“忽略了處理免費政策下人們的期望的復雜性”。

　　免費意味著標準化的公共供給。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克勞奇發(fā)現(xiàn)，社會中富裕的那群人會離開公立學校，也帶走公共教育預算的政治支持。長此以往，公立學校越來越差，成為“低劣的代名詞”，成為“窮人最后的避難所”，“并且窮人將受困其中。”

　　當時，王蓉對克勞奇的觀點大感震驚，強辯幾句，稱國家與制度背景不同，中國的公共預算背后的政治機制與其他地方不同，不似其他民主國家，人們離開公立學校便會帶走選票。另外，中國的貧富差距不大，不應如此悲觀。

　　他們沒有說服彼此。“讓我們拭目以待。”最后，王蓉給克勞奇的回信中這樣寫道。

　　但僅僅過了幾年，王蓉便驚覺中國的現(xiàn)實情況愈發(fā)像克勞奇描述的那樣。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占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八億多人擺脫貧困，與90年代“窮國辦教育”的官方話語主張已大不相同。但隨著人們收入差距的不斷增大，部分地區(qū)的公立教育式微，越來越多的資源涌向私立教育(或稱民辦教育)。一線城市的私立學校動輒就是六位數(shù)的天價學費，各類校外補習機構更占據(jù)了學生與家長的大量課余時間。近年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便是例證，譬如，2015年上海中考成績排名前十的學校全部是私立學校，無一所是公立。同樣的情況還發(fā)生在浙江、江蘇、廣東、云南等很多地方。

　　而隨之加劇的，是整個社會對于教育的焦慮。許多公立學校的成績連所在地的平均分數(shù)都達不到，而就算私立學校競爭激烈、學費昂貴，學生和家長仍然擠破頭。“公辦學校淪為‘雞肋’，陷入尷尬境地。”社交媒體上時有控訴，公立與私立教育兩極化的發(fā)展趨勢，讓寒門子弟再難有出頭之日，社會階層日益固化——到底是教育改變了社會，還是社會改變了教育?

　　“作為一個學者，你不能去撒謊，不能意識到了問題卻假裝沒有發(fā)生。”王蓉將克勞奇的文章翻譯成中文，在學術圈內傳閱，期望在從上至下倡導推行免費教育的熱潮中，引起一些逆流的嚴肅討論。2017年，她發(fā)表論文《直面我國的“教育拉丁美洲化”挑戰(zhàn)》，指中國會出現(xiàn)巴西等拉丁美洲國家的極端教育不公平格局，一時間在輿論中引發(fā)軒然大波。

　　王蓉意識到，原來普通中國人對教育的焦慮、糾結和不滿，“已經快要到了爆發(fā)的程度”，而“政府的話語系統(tǒng)還停留在很多年以前”。

　　她想要把這種焦慮的來龍去脈搞清楚。2017年，她與同事們在中國29個省份353個縣共計四萬余戶家庭中進行調查、統(tǒng)計，并調研中國多種類型的教學機構，在2018年夏天出版《中國教育新業(yè)態(tài)發(fā)展報告》。試圖以數(shù)字來回答，教育的供需矛盾和根本癥結所在。

　　在和微課堂記者的采訪中，王蓉形容“這是一個為期十余年的故事”。回溯她對于免費教育政策的參與、研究與反思，她引用了克勞奇那篇論文中讓她久久難忘的一句話：

　　“制定有關收費的政策，意味著觸碰一個極端復雜的體系，而采用簡單的政策去觸碰復雜的體系，則有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

　　下面問答摘錄自端傳媒與王蓉教授的訪談。

　　高收入群體逃離公立學校，進入民辦學校Q您所談的中國“教育拉丁美洲化”，具體是指什么呢?

　　王蓉：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是指這樣一種教育格局：就是在人口收入差距顯著的社會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長可能逃離公共教育體系而在私立部門中尋求更高水準的服務，公立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逐漸成為低劣質量機構的“代名詞”。

　　如果社會中高層次教育的好學校傳統(tǒng)上都是公立教育，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學，且政府對這些機構采取高補貼或免費的政策，如巴西，這就會導致一種極端的、切實難以打破的教育不公平格局：社會中的優(yōu)勢群體在私立中小學接受優(yōu)質教育，從而得到優(yōu)質低價的高等教育服務及其背后的高額的公共財政補貼;與此同時，弱勢群體接受著較低質量的基礎教育服務，難以在獲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機會的競爭中取勝，階層固化難以打破。

　　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Luis Crouch提出，在收入差距急劇拉大的社會中，免學費政策可能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問題存在聯(lián)動關系，即免學費政策導致的標準化、規(guī)范化的公共供給，導致有差異需求的中高收入家庭離開公立教育體系，而在私立學校就學。這一假設促使我們不得不反思過去十余年的教育財政政策。

　　Q一直以來的中國教育財政政策是怎樣的呢?

　　王蓉：過去一段時期內，教育公共政策在中央層面、在基礎教育學段，總的來說以弱勢群體為優(yōu)先考慮的對象，以保障這一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為制定政策的出發(fā)點。在弱勢群體“上不了學”、“上不起學”的供需矛盾突出時，其他社會人群不會對總體以公平和平等為價值觀取向的教育公共政策提出異議，政策的社會共識易于達成。

　　然而，在居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選擇自由將成為很高比例的較高收入家庭的一種重要的公共政策訴求。

　　容讓這種訴求而維系或者鼓勵相應的教育供給主體發(fā)展，不可否認其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會損害教育平等，使得低收入群體與中高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的質量越拉越大。而如果為了維系教育平等、拒絕容讓這種訴求，則將直接影響中高收入家庭對高質量、個性化的教育的需求的滿足。

　　我想這個問題觸碰到了中國人的焦慮。但是政府的話語系統(tǒng)還停留在很多年以前，沒有想到城市人群對教育的糾結、焦慮，對政策的不滿，已經到了爆發(fā)的程度。

　　高收入群體逃離公立學校，進入民辦學校，就會出現(xiàn)公立學校的惡性循環(huán)，民辦學校的良性循環(huán)。

　　Q怎樣解讀這樣的焦慮和不滿呢? 高收入群體逃離公立學校

　　王蓉：2017年下半年有個機緣。西南財經大學的教授甘黎，既是我的學兄，又是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負責人。(編注：由甘黎和其團隊進行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在全國范圍內的搜集樣本，旨在評估14億中國人的財富、住房、土地和金融行為等。甘黎曾在2012年指出中國成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他的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shù)達到0.61，遠超過國際警戒線0.4。全國1%的人掌控超過25%的財富，同時，有4.3億人正掙扎在貧困線下。) 他們正在尋求合作伙伴，我們一拍即合，說做一個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把家庭的教育負擔、教育選擇徹徹底底地搞清楚，這樣我們就有數(shù)據(jù)可以說話了。

　　合作很順利。2017年11月份我們拿到了數(shù)據(jù)，大家開始加班加點進行分析。在2018年出版的《中國教育新業(yè)態(tài)發(fā)展報告》中，有一章叫《民辦基礎教育學校在服務于誰?》，回答我提出來的“教育拉丁美洲化”的問題，也驗證了我當初的一個判斷，在中國，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基本上是服務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一線城市的孩子進入民辦學校的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地區(qū)。

　　高收入群體逃離公立學校，進入民辦學校，就會出現(xiàn)公立學校的惡性循環(huán)，民辦學校的良性循環(huán)。因為民辦學校目前在收費、生源錄取方面，有相當高的自主權，一些民辦初中、小學一年學費二十幾萬(人民幣)，孩子又是千挑萬選的，生源好，收費高，有力量把好的校長和老師全部挖過來，形成良性循環(huán)。而公立學校，如果著名公立學校的校長都流失到民辦學校去，一個城市top 10、top 20的學校都是民辦的，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怎么辦?

　　▲許多公立學校的成績連所在地的平均分數(shù)都達不到，但私立學校卻競爭激烈，就算學費昂貴，學生和家長仍然擠破頭希望入讀。圖為2016年成都一間私立學校舉辦“六一”兒童節(jié)晚會，學生觀眾準備入場。

　　公立教育，是不是也存在惡的一面?Q那這種情況需要去遏制嗎?還是讓市場的力量發(fā)揮作用，任其發(fā)展?

　　王蓉：我個人認為不能讓民辦和公辦的差距繼續(xù)拉大，一定要把公立學校辦好，因為公立學校的孩子是無處可去的老百姓。既然是這樣，不能讓老百姓眼睜睜看著自己孩子和社會優(yōu)勢群體所受的教育質量差距那么大。這是基礎教育啊，我覺得太不公平了。

　　但是我們內部有很多爭論。同事說，王老師，你是不是過于理想化了?你沒有看到怎么改善公立學校的治理，而是把眼光放在怎樣克制民辦學校的自主性。年輕的同事質疑我，說我只看到了一年二十幾萬的私立學校學費，卻沒看到家長為了進入好的公立學校，要買幾千萬的學區(qū)房——公立教育系統(tǒng)是不是也存在惡的一面?

　　一些悲觀的同事認為，中國的公立教育系統(tǒng)，從來就不公平。在很多地方，教育的均衡流于形式。譬如北京的景山學校、實驗二小，從來都是為elite class(精英階層)服務的，只不過elite在不同社會階段有不同的界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學區(qū)房的情況愈演愈烈。以前老百姓是沒有辦法用錢去擇校，是用權去擇校。自從有了用錢擇校，“學區(qū)房”的現(xiàn)象就愈演愈烈，成為泛社會化的焦慮。

　　但我覺得，還是要把公立教育系統(tǒng)辦好，這是政府的責任。應該增加公立教育的財政投入，讓只能上公立學校的老百姓覺得，我和社會優(yōu)勢群體的教育差距在可忍耐的范圍內，而且上升渠道沒有被堵死。這是基本底線。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再談公立教育系統(tǒng)之內的惡，和民辦學校帶來的負面影響，我覺得是第二層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