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標題：哪所大學，能成為中國的斯坦福？ 前段時間，福建福耀科技大學正式官宣，寶藏校長王樹國作為首任校長的身份。 在創(chuàng)辦人曹德旺先生和王校長
原標題：哪所大學，能成為中國的斯坦福？
前段時間，福建福耀科技大學正式官宣，“寶藏校長”王樹國作為首任校長的身份。
在創(chuàng)辦人曹德旺先生和王校長的口中，“對標斯坦福”的辦學理念反復被提及。
在美國硅谷，最讓人肅然起敬的不是惠普、谷歌、因特爾這些科技巨頭，反而是斯坦福這所私立大學。
當人們開始集中討論一所學校對中國未來的意義時，似乎有必要再把大洋彼岸的斯坦福重新理解一番。
斯坦福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們哪所大學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斯坦福呢？
“我是義務工作者，我一分錢工資都沒有……我們都是付出，包括曹先生也是付出……”
王校長把這解釋為“一個理念，一個理想”，網友一下子就被感動哭了。
事實上，斯坦福就是一所純粹為情懷而建的學校。
1884年3月，第8任加州州長，同時是鐵路大亨的利蘭·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唯一的兒子小斯坦福因為傷寒高燒，在歐洲去世了。
這給老來得子的斯坦福夫婦帶來沉重打擊。
此后的五個星期里，斯坦福把自己關在巴黎的旅館內，不斷地修改遺書。當他從房間里出來時，他對妻子說：“從今天起，所有加州的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
兩年后，這個信念具化成了斯坦福大學創(chuàng)辦基金，既是為了紀念小斯坦福的去世，也是為未來的加州祝福。
斯坦福大學校園
克服了重重困難，1891年斯坦福大學正式開學，校訓是：“讓自由之風吹拂。”
斯坦福效仿東部的康奈爾大學，成為西部第一所男女同校、非宗教性質的文理大學，并請來了教育理念非常接近的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校長戴維·斯塔爾·喬丹（David Starr Jordan）來當首任校長。
招收的第一批555名學生中，就包括后來美國第31任總統(tǒng)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斯坦福大學的創(chuàng)立，前后獲得了斯坦福夫婦4000萬美元的捐助，購買力大約相當于2024年的14億美元；另外還有8180英畝校屬土地，相當于33.1平方公里。
這樣一個傳奇又無私的起點，確實扎扎實實地影響了這所學校的文化基因，用斯坦福夫婦寫在基金會協(xié)議文本中的條款來說，就是：
“受托人有義務建立一個教育系統(tǒng)，教導學生在畢業(yè)后能找到他們所要追求的理想，并使他們聽從內心對于生命意義的呼喚。”
而后一百多年，這股理想主義的風，裹挾著兩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吹遍整個舊金山灣區(qū)，影響了全世界。
斯坦福與科技產業(yè)的深度綁定結合，對科技公司的孵化，幾乎是21世紀科技界最重要的事之一。
在這件事上，發(fā)揮了最大作用的“教父”，是斯坦福電機系教授、后來的教務長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
1910年，特曼的父親作為心理學家和優(yōu)生學家，被斯坦福聘為教授，舉家來到加州生活。
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特曼長成了狂熱的無線電愛好者，從斯坦福大學畢業(yè)后，又到波士頓理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前身）師從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讀完博士。
這位導師和這樣的經歷，給特曼產生無比重要的影響，因為布什不僅自己是模擬計算機的發(fā)明人，同時領導了美國科學研究與發(fā)展辦公室 （OSRD），是曼哈頓計劃的發(fā)起人，相當于手握美利堅國防科工的資源與決策大權。
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
特曼以頂尖無線電專家身份回到斯坦福，順便把哈佛無線電研究實驗室的11位同事全部帶到了西海岸，讓斯坦福真正成為“冷戰(zhàn)”期間國家安全部、中央情報局、海軍和空軍的科研中心。
有過大蕭條危機和科研服務戰(zhàn)爭兩段經歷后，特曼從心底里鼓勵研究生畢業(yè)后去創(chuàng)業(yè)而不是去讀博士，盡可能到產業(yè)中去做事；鼓勵教授到企業(yè)中參與咨詢，他本人和其他教授也成為投資理事會的成員。
他一腳踹開了大學的學術大門，如果誰對斯坦福的科研成果有興趣，簽一個合同就可以拿去。
當時，沒有一個學校這么做，但斯坦福開始了。
從大學孵化企業(yè)，最早、最成功、最典型的個例，當數特曼對惠普公司的扶植了。
1937年前后，當兩個優(yōu)秀的斯坦福畢業(yè)生比爾·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維點·帕卡德（David Packard）決定一起“做點事情”時，特曼為帕卡德爭取到了一份研究生獎學金。
1939年元旦，惠普公司正式成立，為了解決資金困難，特曼從當時主要的一家軍工承包商Sperry Gyroscope那里給他們借到了1000美元，其中500美元購置設備，另外500美元作為已婚的帕卡德的工資。
惠普首款產品HP-200B音頻振蕩器
當休利特把在大學里設計的音頻振蕩器拿出來，用“HP-200A”的型號準備銷售時，特曼又推薦了他人脈所及的幾十個客戶。
終于，迪士尼以71.5美元的單價訂購了八臺改進的HP-200B，用來對動畫片《幻想曲》的音響進行測試開發(fā)，這筆合同讓幼小的惠普公司正式走上了正軌。
特曼這樣評價兩位高徒：“他們在任何環(huán)境中都能迅速掌握必需的東西，達到高超的水平。辦公司，他們無須指點。他們邊干邊學，很快就能掌握所需的東西。他們學習的速度比問題冒出來的速度快。”
此后的惠普成為整個硅谷的科技公司標桿，超過70年的時間里都穩(wěn)步增長，從未虧損。
1977年，休利特和帕卡德向斯坦福大學捐贈920萬美元，建造了現代化的特曼工程學中心（Terman Engineering Center）。
兩人已經功成名就，在1980年持有的惠普公司股票價值合計達到3160億美元。
1989年，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HP）最初在艾迪生大街367號的那間車庫被加州政府定為歷史文物，命名為“硅谷誕生地”。
特曼作為良師益友，功不可沒。
當地政府為惠普成立時的車庫立下的“硅谷誕生地”銅牌
但上世紀50年代之前的“硅谷”還不是硅谷，而是微波谷（Microwave Valley），代表產品為超短波真空管、返波管和行波管等等。
“冷戰(zhàn)”刺激了大量軍工需求，特曼就拉上整個斯坦福的力量提供科研服務。
軍工巨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在這里有實驗室。
位于山景城半軍半民的塞維亞電子國防實驗室（Sylvania EDL），主任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就是斯坦福畢業(yè)生，后面還擔任過克林頓總統(tǒng)的國防部長。
實驗室雇用了包括特曼在內的斯坦福教授搞科研，有1300多人，合同額達1800萬美元。
借著一系列機會，1951年，已是教務長的特曼推動斯坦福，把靠近帕洛阿爾托的部分校園地皮（約580英畝）劃出來成立了斯坦福工業(yè)園區(qū)，興建研究所、實驗室、辦公寫字樓等。
既能實現租金回報，又方便產教融合，世界上第一個高校工業(yè)園區(qū)誕生了。
東海岸的通用電氣終于也坐不住了，在1954年把微波實驗室搬進了硅谷的斯坦福工業(yè)園區(qū)。當時通用電氣最好的40位科學家和工程師中有16人來自斯坦福。
真正把硅帶進了硅谷的，是另一位關鍵人物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20世紀末，當貝爾實驗室回顧其在20世紀的發(fā)明時認為，貝爾實驗室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兩大發(fā)明是晶體三極管和計算機操作系統(tǒng)UNIX。
其中，晶體三極管的發(fā)明人肖克利、巴丁、布拉頓因此分享了195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肖克利不滿足于這些，他想用他的晶體三極管創(chuàng)造一個新工業(yè)，并以此致富。
肖克利想到了加州老家和斯坦福，他給特曼打了個電話，特曼說：“來北加州吧。”
特曼在第一時間給肖克利寫了信，告訴他，斯坦福已將晶體三極管工藝和理論納入教材，而那些電子專業(yè)的學生，將是他新公司員工的來源。
又是特曼的熱誠及影響力，打動了肖克利。
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建在了圣克拉拉（Santa Clara），離斯坦福只有5英里。
但肖克利實在是一位糟糕的管理者，沒多久公司就關門了。
歷史的玄妙就在這里，幸虧肖克利不是個好老板，讓8位天才員工離他而去，否則這世上就不會有仙童（Fairchild）半導體公司了。
“叛逆八人幫”
作為首個風投起家的公司，仙童把世界猛烈地拉進了硅谷時代，第三次工業(yè)革命在美國西海岸開啟。
仙童實現了肖克利在晶體三極管上未完成的事業(yè)，實現批量生產銷售，又率先提出了商業(yè)化生產集成電路的方法。
到1965年，成立不到10年的仙童，與得州儀器、摩托羅拉一起，成為半導體產業(yè)的三巨頭。
但與此同時，叛逆的硅谷性格也讓仙童的人才開始陸續(xù)流失。
在上世紀60年代末，仙童半導體前雇員離開創(chuàng)辦了38家公司，上世紀70年代初達41家；到1984年，直接或間接地從仙童半導體分出來的公司達到70多家，其中包括了赫赫有名的因特爾（Intel）、摩爾電子公司（Molectro）、AMD等等。
1969年，在陽光谷（Sunnyvale）舉行的一次半導體產業(yè)頭面人物的會議上，與會的400人中，只有24人不是仙童半導體的前雇員。
蘋果公司的喬布斯這樣說：“仙童半導體是成熟的蒲公英，一經風吹，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散。”
可以說，是特曼請來的肖克利讓“硅”在灣區(qū)扎下根，卻長出了仙童這個主干，最終有了遮天蔽日的繁茂枝葉。
到20世紀末，斯坦福第10任校長約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又助推了硅谷的“寒武紀爆發(fā)”。
亨尼斯在斯坦福的經歷，是斯坦福教學與企業(yè)相結合的典型。
亨尼斯本人就是計算機專家，他重新定義了微處理器（CPU）架構，也在1977年加盟斯坦福任電機系助理教授。
可他根本沒怎么在學校里待著，1984年他合伙創(chuàng)辦了大名鼎鼎的精簡指令集微處理器公司（RISC），同時擔任CEO和CTO，到1992年以3.33億美元價格把公司賣給了硅圖公司（Silicon Graphics Inc），期間還在1986年順便升了個正教授。
整個上世紀90年代他歷任計算機系系主任、工學院院長、教務長。
但也沒耽誤他在1998年，和斯坦福華人女教授孟懷縈共同創(chuàng)立創(chuàng)銳訊通信公司（Atheros），還拿到了風險投資，還出任公司董事長。
等公司在2004年上市時，亨尼斯已經當了四年斯坦福校長了。
2011年，高通（Qualcomm）以37億美元收購創(chuàng)銳訊通信公司時，他離從校長任上退休還有5年時間。
亨尼斯除了現在還是Google（后來的 Alphabet Inc.）的董事局主席，還擔任過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 戈登和貝蒂·摩爾基金會（由Intel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摩爾夫婦創(chuàng)立）等的董事會成員。
這樣“不務正業(yè)”的校長，你見過嗎？
但他就是斯坦福的校長，而且還是非常成功的校長。
亨尼斯幫助過很多學生創(chuàng)業(yè)。
20世紀90年代中期，雅虎創(chuàng)始人楊致遠和大衛(wèi)·費羅（David Filo）帶他參觀了他們在校園拖車里的辦公室。他們向亨尼斯展示了互聯(lián)網站點目錄數據庫。亨尼斯看后，意識到網絡將改變人們的溝通方式，于是給了他們大力支持。
1998年，亨尼斯支持谷歌創(chuàng)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開發(fā)他們的搜索軟件。
由于斯坦福擁有谷歌搜索技術的專利，2005年，斯坦福以該技術換取了谷歌授權股票，獲利3.36億美元。
在斯坦福幫助它的師生創(chuàng)業(yè)的同時，也為自己獲得了大量的捐款。
在亨尼斯12年的校長任期中，斯坦福得到了170億美元的捐款。這些年，斯坦福得到的捐款比任何其他美國大學都多。
錢這樣搞，才叫高級。
在過去50年中，硅谷由斯坦福教授、學生和畢業(yè)生創(chuàng)辦的公司達12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產品來自斯坦福校友的公司。
如果算上惠普的收入，1988-1996年由斯坦福人的企業(yè)創(chuàng)造的收入占硅谷總收入的60%。不算惠普，該比例為50%。
亨尼斯認為，企業(yè)家精神是大學的一部分，他鼓勵教授和企業(yè)聯(lián)合。斯坦福師生有一個共同信念，他們認為他們的創(chuàng)新會讓世界更美好。
斯坦福的教授們從特曼開始就有投資自己學生公司的傳統(tǒng)，到了亨尼斯這里成了師生共同創(chuàng)業(yè)的傳統(tǒng)，他們能很快把學術成果商業(yè)化。
斯坦福專利辦公室把超過8000項學校專利授權給了企業(yè)，換回來13億美元的專利費。
包括惠普、仙童半導體、硅圖、升陽（Sun Microsystems）、思科、雅虎、eBay、谷歌、領英（LinkedIn）、特斯拉汽車公司等等公司，都孵化自斯坦福。
人類信息革命的四梁八柱，一半多都在這了，這才是硅谷深層意義所在。
DeepSeek創(chuàng)始人梁文鋒在浙大碩士研究生期間，就師從計算機視覺和機器人專家項志宇，而畢業(yè)論文題目是《基于低成本PTZ攝像機的目標跟蹤算法研究》。
云深處創(chuàng)始人朱秋國，是浙大控制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西子湖畔，與浙大玉泉校區(qū)一墻之隔，占地面積僅6000平方米的石虎山機器人創(chuàng)新基地，分布著12個創(chuàng)新工坊，以及31家機器人、人工智能初創(chuàng)企業(yè)。
網上爆火的機器人（狗）、機器球，不少都是在這里研發(fā)孵化的，堪稱中國機器人“幼兒園”。
作為同樣是有情懷的企業(yè)家資助的大學，新福耀科大的制度性約束更少，想象空間更大。
王樹國校長在采訪中直言：
“從本科生就開始（實施）個性化的培養(yǎng)方案，那個批量生產模式，按一個標準一個模式來考核學生，那個時代過去了！這是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價值所在，我們能不能蹚出一條路來，就像當年的深圳一樣！”
要用全球頂尖的師資智慧，要用全球頂級的教材，要跨語種授課！
有斯坦福、特曼、亨尼斯這樣的“教父”引領，有二戰(zhàn)后美國綜合國力的加持，有學術與產業(yè)雙向流動的機制，美國西海岸就誕生了光芒四射的硅谷。
斯坦福，是大學，更是一個創(chuàng)新加速器。
而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恰恰是類似于斯坦福，能打通學術理論到產業(yè)創(chuàng)新任督二脈的機構。
同樣地，當所有有利條件在中國這個“煉丹爐”內聚集時，煉出中國科技新未來，只是個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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