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標題:臟活一堆到手五六千,人人羨慕的大學青年教師笑不出來 5月,南京林業(yè)大學青年教師宋凱自殺離世引起關注。在此之前,他未通過學校 聘期
原標題:臟活一堆到手五六千,人人羨慕的大學青年教師笑不出來
5月,南京林業(yè)大學青年教師宋凱自殺離世引起關注。在此之前,他未通過學校 聘期的考核,親屬稱其患有抑郁癥。這一事件也將大學青年教師的困境又一次帶出水面。
曾經(jīng),這是一個不被重視的話題。大學老師有編制,一年有寒暑兩個長假、體面又有地位,人們傾向于認為,他們的苦與累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即便今天,這種印象仍然存在。
其實形勢早已變化。合同制、“非升即走”的“預聘-長聘制”,正打破大學青年教師的“鐵飯碗”;熬夜打磨社科基金項目申請書和論文的春節(jié),其實并不好過;一位入職北京某211大學一年半的博士后講師此前告訴南風窗,到賬的稅后月薪只有7千多;輿論場上,大學教師的整體形象和地位也在滑落。
如何改善處境的話題,貫穿在高校青年教師的社群討論里。大家關注的焦點,是權威期刊學術論文篇數(shù)、申請基金項目的級別;評上“副教授”職稱,是待實現(xiàn)的目標,也正成為“學術圈”新的準入門檻。
過程中,高校教師評價“唯論文”“唯項目”“唯職稱”“唯獎項”“唯帽子”的痛點問題,由此顯現(xiàn)。
掙扎求存、競爭上升中,我們發(fā)現(xiàn),指標管理與量化評價之下,教育評價的標尺趨于單一,指揮棒如此強而有力,功利的應許充滿誘惑,這不僅侵蝕著高校青年教師的自主性,也讓他們對堅持教學、學術、科研的本心,有了動搖和分歧,進而成為大學教育向新與活力的一重陰影。
01
水課存續(xù)背后
大學校園里,“水課”讓人又愛又恨
學生嫌棄它,因為內(nèi)容低階且陳舊,上過和沒上過一個樣,卻又為了輕松拿高分提高績點,在評獎、保研、留學中占得先機,對它青睞有加。
教學質(zhì)量是教師考評的基礎內(nèi)容,去“水課”而捧“金課”本是應有之義,但現(xiàn)實中,考評卻難以淘汰它。
《二十不惑》劇照
操太圣是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在研究教育政策和教師教育問題時,就曾探究這一現(xiàn)象的成因。他告訴南風窗,現(xiàn)行針對高校教師的教學質(zhì)量評價中,學生是評價主體之一,但學生評教卻幾乎失效。
“如果滿分5分,大部分老師往往都是4.5分以上,沒有區(qū)分度,最后流于形式。”操太圣告訴南風窗,與此同時,以“分數(shù)”為核心,教師和學生在結果上形成了微妙的等價交換關系,“學生給老師打的分高,老師給學生打的分也高,這個水課就可以常年開下去”,反倒是不輕易給高分的老師,哪怕課講得好,一些學生也寧愿去旁聽而不是選修。
在此之上,即便一些學院設置了督學督導,由行政部門、學院中層、教師之間旁聽以作多元評價,但人員和精力不足,也礙于熟人社會之中的情面,效果不佳。
“其實教學這件事很難評價。”操太圣說,一位老師的課上得好不好,對學生究竟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短期不見效,也說不清關聯(lián),一個學生成才也很難說是某一位老師的功勞。
最后學校往往采用最基本的要求,“看你一學期給學生上了多少節(jié)課,有沒有達到課時量要求,有沒有師德師風問題,有沒有教學事故,大家也就大差不差了”。相比之下,老師在學術科研上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區(qū)分度更明顯。
《夏至未至》劇照
另一邊,以學術論文、科研基金項目為核心的學術科研成果是考核的硬性指標,也是教師實現(xiàn)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徑,它不止針對教師,更首先適用于高校。
事實上,不同水平的學校也都處在追趕狀態(tài)當中,“985”“211”類學校要追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本科院校也在申請成為碩士點、博士點,而學術論文、科研基金項目作為顯著、易測量的成果,成為高校競相追逐的賽道,長期以來,推就了“輕教學重科研”的傾向,也反映出了資源在往哪里傾斜。
02
考核之下,輕教學重科研
對學術和科研的倚重,通過高校的管理考核,向教師傳導壓力。
“學校給各個學院下達科研的指標,明確每年要完成的科研任務,學院再把指標分解到老師身上,學術工作就被納入到行政管理當中,再定期進行考核評價,看是否達到目標,就有相應的獎懲措施跟進。”操太圣說。
這和企業(yè)績效管理并無不同,但“胡蘿卜+大棒”的方式,通過多個側面影響老師的教學積極性和自主性。
2019年,余薇入職一所“985”高校,“預聘-長聘”的6年考核期里,她在3年的中期考核就經(jīng)歷了“非升即走”。
余薇在3年的中期考核就經(jīng)歷了“非升即走” / 《黑狗》劇照
她在社交平臺記敘了經(jīng)過和落選時的錯愕,“學校把我們這種已經(jīng)工作3年的青椒和新來應聘的人放在一起競爭,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只關注科研產(chǎn)出,而我還傻乎乎地分為‘科研、教學、社會活動’三方面進行陳述……事后回想,五味雜陳。”
張墨是廣東一所二本院校的青年教師,在她看來,這所學校以教學為主,但也提出了“ESI工程科學學科全球排名前1%”的目標,且設有多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張墨告訴南風窗,學校對她的考核要求,是5年內(nèi)要拿到一個廳級基金項目,在核心期刊上發(fā)表4篇學術論文。合同寫明,如果沒有完成,她會被調(diào)離崗位。
這套以學術科研為重點的考核不僅關系到青年教師能否留聘、入編,也和他們的職稱晉升、薪酬待遇、評獎評優(yōu)捆綁在一起。
目標導向是明確的,也是單一的。勢態(tài)也逐漸扭曲變形。
在如今的大學校園里,統(tǒng)稱為“教師”的群體并不全然授課。
操太圣告訴南風窗,前幾年很多“985”高校招了大量年輕博士,進的是專職科研崗,他們的任務不是教學,不需要上課,主業(yè)就是做課題、做基金項目、寫論文。如此設置的原因之一,是適應學校發(fā)展需要,體諒老師若同時兼顧教學和科研,分身乏術,兩頭不討好。
很多高校招了大量博士,任務不是教學
相比之下,學校招聘的教學崗,名額有限。“但后來我們了解的是,教學崗競爭絲毫不比科研崗弱,只看教學又不行了,最后又變成了想方設法去弄一些跟科研相關的東西,作為自己的加分項。”
部分因為科研考核壓力,張墨從浙江一所排名更靠前的大學轉(zhuǎn)到了如今的學校,而她發(fā)現(xiàn),兩所學校都有“一些老師課時量不達標”的現(xiàn)象。
“那邊有些老師不上課,是本來到手的工資就五六千的水平,也不在乎扣那點績效的錢,自己在外面開公司做工程;現(xiàn)在這邊的學校,一些老師會多抽時間在家里照顧小朋友,因為之前課時量達不達標,錢都照發(fā)。”但她說今年有了變化,學校增加教師課時量了,也規(guī)定不達標扣績效工資。
03
掙工分,成為工蜂
2012年,持續(xù)關注青年群體、提出“蟻族”概念的學者廉思出了一本書《工蜂: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錄》,在“非升即走”尚未普及之前,他就關注到了大學青年教師的困境。
“我一直認為《工蜂》深度比《蟻族》好,但是當年沒什么反響。”廉思告訴南風窗,“倒是最近這幾年,這本書被反復提及。”
廉思以“工蜂”類比如今的高校青年教師,工蜂的體型比蜂后及雄蜂都小,是蜂群之中的絕大多數(shù),它們擔負了整個蜂群的全部勞動,也筑起整個蜂巢,勤苦一生。
大學青年教師的處境與之類似。“科研經(jīng)費、職稱晉升、學術成果、教學評估、結婚生子、兼職收入,這些本身并沒有關系的詞語,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發(fā)生了復雜的因果聯(lián)系。”廉思在序言中寫道,而在以權力、財富為核心的世俗評價標準中,這些因素讓這一群體在不上不下中更顯尷尬。
在《工蜂》對高校青年教師、學者名家的訪談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指向“量化指標考評”。
操太圣對此也有體會,他告訴南風窗,高校會將學術期刊分等級,一類、二類、三類,要求老師在相應等級的期刊上發(fā)表論文,評價的時候根據(jù)論文發(fā)表篇數(shù)和等級賦予不同的分值,科研也按是申請到了國家級或省部級的基金項目,賦予不同的分值,一本專著折算成2——3篇C刊論文,一些獎勵、咨詢報告最終也換算成分數(shù)進行評價,“一切東西最后都強調(diào)可見可比較”。
這種手段看起來客觀公正且簡單,但一如前文所述,能產(chǎn)生量化指標的科研學術更容易被認為是有用的,而不能產(chǎn)生量化指標但有價值的事情,便少有人做了。
就連“可見可比”也只是相對的。“假如本來我們有2篇C刊、一個省級項目就可以評(副教授職稱)了,但如果十幾個老師都完成,門檻是不夠的,最后有限的名額當然給成果越多的老師。”張墨說,教師也被推著用更短的時間出更多的成果。
“現(xiàn)在的問題就是每個老師都要去發(fā),博士生也要去發(fā),這么多的作者,但是又相對小的發(fā)表空間,壓力特別大。”操太圣說。
研究者的應對之法中,發(fā)不了國內(nèi)等級高的期刊,就往國外期刊上投,哪怕研究的其實是國內(nèi)話題;又或者為了夠到考核標準,盡可能在等級低、容易發(fā)的期刊上多發(fā)幾篇,以量湊分。
強大的需求,也逐漸把論文發(fā)表變成一門圍繞版面費、考驗人脈的生意,也給學術不端行為提供了土壤。
相比論文,青年教師更愁的是基金項目申報。期刊審稿退稿周期短,還有其他期刊可另投,多少可控;國家級的科研基金項目每年就那么多,今年沒拿到,只能等來年。在主管部門下發(fā)申報通知之前,許多學校提前數(shù)月就開始籌備,而春節(jié)打磨“本子”(即基金項目申請書),也成了青年教師的集體“年俗”。即便如此,還是有許多青年教師連報三五年都沒拿下。
相比論文,青年教師更愁的是基金項目申報 /《黑狗》劇照
數(shù)據(jù)直觀顯示出競爭的殘酷。2023年,申請了當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項目超過30萬個,獲得資助的是4.87萬個,而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課題數(shù)為4790項,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31——35歲的青年申請者最多,占比超三分之一,競爭尤為激烈。
《工蜂》當中,廉思回收了5138份的調(diào)查問卷,其中關注到一個現(xiàn)象:青年教師眼中,除去論文、基金項目本身的質(zhì)量外,影響結果的重要因素,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分別為人際關系、職稱、發(fā)表費用(單指論文)、學校名氣、研究方向,沒有人認為影響論文發(fā)表、項目申請的因素僅僅是質(zhì)量。
2012年,在《工蜂》的訪談中,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直言,從爭學校排名到爭各種“青年計劃”,“整個兒是一個指標系統(tǒng),大到一個學校,小到一個老師,都是用一套指標系統(tǒng)衡量。人只是為了賺工分,創(chuàng)造已經(jīng)不重要了”。
工分爭奪賽里,總會有人站上前排,只有少數(shù)的蜂后和雄蜂能夠勝出,卻以巨大的成本牽動著整個族群里的工蜂。
04
功利的誘惑與得失
從“985”高校文學院“非升即走”后,余薇去了留學過的日本找到了新的大學教職。
面試過程中,她翻譯的一位日本當代女性作家的小說集,得到了面試官的認可,對方饒有興趣地問她,能翻譯這位作家的書是有什么門路,她備受鼓舞。
余薇從中發(fā)現(xiàn)了兩套不同的評價標準:“在國內(nèi)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哪怕你是做翻譯研究的,哪怕你是文學院的,文藝作品的翻譯都不被認可。曾經(jīng)有人勸我別翻譯小說,浪費時間,我覺得他說得對,可我沒聽,因為我是女作家粉絲。”她記敘道。
對比之下,在緊張的考核時間內(nèi),沿著“唯論文”“唯項目”“唯職稱”的指標考核走,也的確助長了短期功利行為。
操太圣告訴南風窗,逼出來的一條捷徑是追逐熱點。去看政策熱點是什么,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課題指南寫了什么,把著期刊發(fā)表門關的編輯更容易看中哪些話題。
無形當中,老師和研究者也在讓渡研究選題的自主權,然而“被選中”的同時,額外的代價卻被忽略了。政策熱點常常變化,切換當中,損傷的是學術研究中至關重要的系統(tǒng)性。
基金項目也有“重申請輕研究”的現(xiàn)象。這說的是,花大力氣拿到了國家級基金項目或子課題,但沒有在期限內(nèi)完成,最后結不了項,相應的科研經(jīng)費被收回,研究者被除名。但在此之前,一種怪異的行為已經(jīng)出現(xiàn):拿到了國家課題幾乎變成一種榮譽,大家可以用它申請其他獎項、人才帽子、更大的項目,這個課題就不管了。
“如果真正是要重視科研,評價就不要只是看你有沒有拿到什么級別的項目,而主要是看你怎么研究,最后做沒做出來真正有學術水平的成果。指揮棒如果指不準的話,大家就會關注那些形式上的東西,作為目標本身去追求,而偏離了本質(zhì),帶來很多危害。”操太圣說。
基金項目也有“重申請輕研究”的現(xiàn)象
以“唯論文”為起點,“唯項目”“唯職稱”“唯獎項”“唯帽子”(注:各種享有特殊待遇的人才稱號,如長江學者、泰山學者)其實相輔相成、彼此強化,沿著單一的路徑,資源愈發(fā)向少數(shù)人集中,也強化了單一的成功觀,由此和多元的學科特點發(fā)生沖撞。
操太圣告訴南風窗,注重論文、重視引用率、量化實證最早更多是理科的判斷標準,但很快影響到其他學科。早有工科教師提出批評,工科側重工程和應用,天天發(fā)論文那怎么行呢?時至今日,“工科理科化”的批評聲仍在。
操太圣所在的人文社科同樣難受,“人文社會學科看重專著,以前老先生更是如此,需要足夠的篇幅不斷論證辨析,一寫就是十幾年,思想性才能形成。現(xiàn)在我們以論文評價為主,篇幅已經(jīng)限制了論證,也沒有長時間的沉浸式思考,還說專著折算成兩篇c刊。”
05
開竅和開心
《工蜂》當中,記錄了一位青年教師的憋悶。
他常常要和自己不感興趣的課題打交道,這讓他倍感如芒在背。
喜歡的課題,再枯燥、再漫長他都愿意做,還能夠高效率、高質(zhì)量地完成任務;而對不喜歡的課題,他有五花八門的比喻,“簡直就像上刑場”“就像說服自己接受一個不喜歡的異性”,心里非??咕?,即使是舉手之勞也不愿為之。
有人勸他,做課題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還在那里磨蹭個啥?他回,你不知道,難就難在接受“那么一哆嗦”。當學者就像開汽車,人畢竟是有性情、有偏好的,有時候就只愿意朝這個方向開,難就難在讓他轉(zhuǎn)向。
《青春派》劇照
訪談者記錄下他的許多語錄,其中一句是:“天天逼著教師開竅,卻搞得他們很不開心。既然不開心,開竅也就免談了。管理者只知道開竅之重要,卻從不關心教授是否開心。”
開心,那不只是名和利的問題。
“我們高校教師本質(zhì)上是這樣一個群體,自主、追求精益求精和不斷超越。只談要求,不顧他人的選擇,蔑視人家的自主性就是麻煩的事。”操太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