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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隔代撫育的退場:現代夫妻關系下的育兒分工

　　在我國以家庭撫育為主流的早期育兒環(huán)境中，機構撫育作為一種社會化的育兒模式首先通過育兒責任主體由內到外的延伸改變了男性在家庭內部的父職體驗。筆者發(fā)現，在參與調查的13個家庭中，有12個家庭在將孩子送往日托中心前曾長期采用隔代撫育的照看方式，更有4個家庭在采用機構育兒的同時仍在接受祖輩在兒童撫育方面的日常幫助。隔代撫育是指家庭中祖輩成員參與照顧兒童的撫育方式，一般包括祖輩獨立撫養(yǎng)或祖輩與父母共同撫養(yǎng)兩種方式。根據中國老齡中心2014年調查數據，在全國0——2歲兒童中，主要由祖輩照顧的比例高達60%——70%，其中30%的兒童完全交由祖輩照顧[15]。

　　對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輕父母來說，面對日益高漲的育兒成本與生活壓力以及精細化兒童撫育方式帶來的育兒負擔，通過求助老人來解決工作與家庭間的沖突已成為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而從祖輩投入的育兒時間與精力來看，機構托育的引入大大減輕、轉移了祖輩的育兒責任，隔代撫育正隨著嬰幼兒看護方式的社會化逐漸退場。而在祖輩退出撫養(yǎng)孩子的家庭工作之后，照顧子女的任務也落在年輕夫妻身上，圍繞著撫育嬰幼兒的家庭責任也開始在以現代夫妻關系為核心在家庭內部重新分配，并給男性帶來了全新的父職實踐。

　　1、從邊緣到中心的父職體驗

　　曾明(34歲，會計師)用“翻天覆地”來形容孩子進入日托后自己育兒責任的變化。他的女兒萌萌在一歲六個月時進入貝兒日托中心，在此之前一直是由已經退休的岳父岳母幫忙照顧。談到“四大一小”育兒生活，曾明用“插不上手”來描述自己曾經的育兒體驗。自己與妻子工作忙碌，岳父岳母幾乎包攬了照顧孩子的所有重任，其中岳母主司孩子的吃飯、穿衣、午睡、日間玩耍、早教，岳父承擔全家買菜做飯、打掃衛(wèi)生、開車帶岳母和孩子外出遛彎、參加早教等其他任務。平日里夫妻倆下班后會陪孩子讀繪本、玩游戲并陪伴女兒晚間入睡，卻幾乎沒有單獨和孩子相處的時間。

　　談到自己作為父親所承擔的育兒責任，曾明表示那時的自己只能被動地完成岳父岳母或妻子交代的任務，“女兒自出生起就被月嫂、岳母、岳父和妻子圍繞，我卻被排除在這個‘育兒戰(zhàn)隊’之外。想想自己為孩子所做的真的很少，也就換過幾塊尿不濕，收過她亂扔的樂高玩具，或者在下班路上買些她愛吃的水果”。這樣的育兒安排一直持續(xù)到女兒一歲六個月，妻子89歲的奶奶因病臥床，需岳父岳母長期看護。為了解決家庭困境，妻子決定將萌萌送入離家不遠的貝兒日托中心，曾明的育兒體驗也就此改變。

　　“我很重要”是曾明描述自己現在家庭角色時一再強調的重點。“我確實很重要，因為我和妻子就像是完美契合的齒輪，需配合起來維持我們整個小家庭的運轉。”離開了岳父岳母的幫助，曾明和妻子不僅要盡力維持此前的工作狀態(tài)，還要接管照顧女兒生活起居、料理整個家庭生活的所有任務。這讓曾明有了很多未曾經歷過的育兒體驗，他第一次獨立給女兒洗澡，第一次了解女兒每日補充維生素D的用量，第一次給女兒網購了尿不濕。除此之外，他還在和女兒日益增進的父女互動中建立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育兒職責。“女兒現在只要我哄睡，因為我會在給她講完睡前故事后替她按摩一下頭部、捏捏腳丫，常常是按著按著她就睡著了。其實我也教過我妻子該怎么做，但萌萌會說媽媽捏的不如爸爸捏的好。”曾明面帶微笑地描述著屬于自己和女兒的溫馨時光。

　　從“插不上手”到“我很重要”，曾明的父職實踐隨著育兒方式的調整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曾明來說，前期隔代育兒方式中祖輩的加入大大壓縮了他參與育兒的空間，并形成了其被邊緣化的父職體驗。

　　國家衛(wèi)計委2015年發(fā)布的《中國家庭發(fā)展報告(2015)》顯示，在中國早期養(yǎng)育中，母親和祖輩對嬰幼兒日常照料的密集化與父親照料的集體缺失共存，母親與祖輩間的育兒協(xié)作使父親們在較大程度上主動或被動地被排斥于嬰幼兒日常照料之外[16]。

　　這種邊緣化的育兒體驗不僅表現為育兒時間的不足，還包括育兒能力的低下。有學者認為，在不少采用隔代撫育方式的家庭中，老年父母“犧牲型父母角色”的過度角色化正成為窄化青年人生活能力、限制青年父母進入父母角色并承擔起育兒責任的重要原因[17]。在祖輩的介入下，年輕父母需面對自身由孩子到父母的身份轉化的困難，并極易陷入代際間的人際張力之中。這種集情感性與功利性于一體的聯合過渡性撫幼模式正將年輕父親推離育兒責任之外。

　　在此背景下，機構托育服務在緩解祖輩育兒壓力的同時，也改變著由撫幼催生的擴大家庭結構。在機構的參與下，祖輩的退出為年輕父母讓出了家庭內部的育兒空間，機構支持則進一步消減了年輕父母對祖輩的功能性依賴，提升了核心家庭的整體育兒能力。作為孩子的主要撫養(yǎng)人，他們有機會在獨立育兒中學習照顧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技能。因此，對曾經被邊緣化的父親來說，祖輩的退場使他們有機會回到育兒工作的中心，并通過全新的育兒分工調整自己的父職實踐。

　　2、現代夫妻關系下的育兒分工

　　自萌萌進入日托后，曾明用“配合戰(zhàn)”來形容自己和妻子的全新育兒安排。在岳父岳母離京后的最初兩周，夫妻二人需同時面對萌萌在日托中的不適應以及二人獨立照顧孩子時的各種突發(fā)狀況。在此期間，曾明也第一次意識到照顧萌萌需兼顧如此繁雜的瑣事，并開始熟悉各項工作的操作手法與安排邏輯。而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二人已逐步形成了根據彼此的工作時間、工作彈性、擅長的育兒內容來靈活調節(jié)各自育兒任務的家庭分工。

　　從育兒內容來看，萌萌的吃飯、穿衣、洗澡、家庭中的各項家務被列入需兩人共同承擔的一般育兒職責，教育、玩耍則根據夫妻二人的擅長項目各有分工。例如，曾明因有多年海外留學經歷英文發(fā)音標準，故主要負責萌萌的英文啟蒙，他會給萌萌讀英文繪本或在日常生活中加強與萌萌的英文對話。妻子有多年音樂學習經歷，所以負責教女兒唱歌跳舞。而在筆者調查期間，適逢曾明的妻子剛剛通過在職研究生的答辯。曾明決定讓妻子休一周的年假和朋友一起去普吉島畢業(yè)旅行，其間由自己獨自照顧萌萌。他坦言在過去的三年中，妻子辛苦孕育孩子、努力工作的同時還需繼續(xù)求學，希望這個快樂的假期能讓她放松一下，畢竟妻子的好心情才是他們小家庭奮斗的動力。

　　曾明與妻子“共同承擔、各有所長”的育兒分工原則顛覆了我國傳統(tǒng)家庭中育兒責任分配時的性別化邏輯。傳統(tǒng)中國家庭在撫育兒童時雖采用的是雙系撫育的方法，即為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完成對孩子全盤的生活教育，男女兩性都應參與到撫育行動中，但受“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影響，兩性間的分工差異卻并非來自男女兩性生理與心理上的差別，而是取決于社會利用兩性差別所安排出的分工體系。費孝通用“嚴父慈母”來概括這種撫育責任的劃分[18]，認為母親應負擔生理性撫育的責任，如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父親則應擔負起孩子社會性習慣養(yǎng)成的任務，像是道德教育、人格的培養(yǎng)等等。這種性別化的育兒分工方式在現代中國家庭中依然存在。

　　而受密集母職的影響，女性不僅從時間上對孩子緊密陪伴，還從職責上增加了母職的整體權重[19]。這也意味著從衣食住行到社會化教育，女性需負擔的育兒責任已越來越重。與此同時，父親的責任則被進一步削弱，并開始形成引發(fā)社會詬病的“父職缺席”現象。

　　而無論是“嚴父慈母”還是“密集母職、父職缺席”，以上兩種性別化的撫育分工方式都背離了我國現代家庭的發(fā)展趨勢?，F代化理論視角下的家庭研究表明，中國家庭正朝向核心化、平等化以及感情中心化等現代家庭的模式發(fā)展[20]。在此前提下，現代夫妻關系也開始成為家庭內部責任劃分的重要依據:在以夫妻關系為軸心的家庭關系中，平等型夫妻關系取代主從型夫妻關系，夫妻共同掌握決定家庭事務的權力，婚姻中的精神內容也越來越被重視[21]。因此，在試圖擺脫“男主外，女主內”的撫育責任分配邏輯時，平等化、合作式、情感性的夫妻關系開始成為育兒分工的全新方向。在此背景下，父職與母職的劃分也將超越男女兩性間的社會性別建構開始成為去性別化的親職分工。在親職責任中，父親需與母親共同承擔家庭內外的育兒責任，并負擔兒童成長各階段的身心需要。